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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明,作为新中国工业文学的先行者,她陆续写出了《原动力》《火车头》《乘风破浪》等新中国工业文学的扛鼎之作,成为这一领域创作的领军人物。作为一个党的文艺工作者,她矢志不渝地践行着党的文艺方针;作为一个具体的文艺创作者,她几十年如一日地深入工人群众:她先后到牡丹江镜泊湖发电厂、沈阳皇姑屯铁路机车车辆厂、鞍山钢铁厂等地体验生活。因此,草明的创作,不同于新中国成立后文坛中出现的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她的作品是契合新中国文艺方向的,同时也是奠基于其深厚的生活实践的。综观草明的工业文学创作,我们可以发现,革命、现实主义、体验生活,是她从事工业文学创作的三个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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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明与北京一机床工人文学创作班学员

落户式的体验生活

经典作家之 草 明

1991年5月,草明在鞍钢第一炼钢厂,与炼钢工人合影。

当时的文坛,遵循“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创作原则,因而,如何发挥文学的作用,最大程度地巩固新生政权,服务于工农兵,是广大文学创作者关注的焦点。但也正是因为这一任务的迫切性,使得不少文学创作者放弃自己熟悉的生活和人物,同时在对新的写作对象并不熟悉的情况下,仅仅以重大主题、一时一地的具体政策作为写作的出发点,搜集材料,图解主题,自认为这样就可以达到服务于现实的目的。可想而知,这样写出来的作品并不能让人满意。

1979年11月,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草明与她在鞍山组织的工人业余创作学习班成员,后已成为作家的王维洲、李云德、王世阁合影。

因而,如何去熟悉新生活,配合政治任务,就成为文艺工作者必须面对的问题。写新人物、英雄人物、工农兵等是创作的主流,并非所有的作家都出身于工农兵,熟悉工农兵,这就需要深入体验工农兵生活,了解熟悉自己所要创作的人物。在工农兵题材的创作中,工业题材相对落后于军事题材和农民题材,这固然与我国是个传统的农业国有关,但更与现代大工业所特有管理制度与技术性有关。因此,工业题材是一个几乎全新的题材。

草明在中国现代、当代文学史上,并非声名显赫的大师级作家,但其一生的文学道路与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和共和国文学存在着紧密的历史联系,其文学业绩构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独特风景。

草明为北京一机床工人文学创作班学员授课

面对全新的题材,那必然要去体验一种全新的生活。与很多人体验生活的方式不同,草明为了深入工人群众,甚至将户口迁入鞍钢,并任职其中,真正做到了到群众中落户。期间,她不仅与工人们同甘共苦,深入了解熟悉其中的每一个人,还熟悉了进行工业生产的各道程序。她在中国作家代表团赴日访问讲演稿中曾这样回忆自己的这段生活:

草明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走上文学道路的,其时正是世界和中国弥漫着左翼思潮的“红色年代”,1931年,18岁的草明作为高中生开始写作,第一篇小说《私奔》发表在学生杂志上,次年参加了左翼作家罗西组织的广州普罗作家同盟,并以自己家乡广东顺德地区的缫丝女工的生活为题材,写出了《缫丝女工失身记》等作品,发表在罗西主编的广州左翼文艺刊物《广州文艺》上,以“草明”作为自己的笔名。的确,草明的文学道路和写作中始终贯彻、矢志不渝的红色基因,即由此而奠定,成为伴随她终生的政治与文学的色调。

中国的革命的文学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

我在东北所待过的工厂,也许有些到过东北的老一代的日本工程师和技术工人还记得,例如镜泊湖水电站、沈阳皇姑屯机车车辆厂、机械厂、鞍山钢铁公司的炼钢厂等。为了深入生活,我在那些工厂参加一些具体的工作,我做过工会的干部,做过文化教员,在炼钢厂我当党委副书记等。那时我接触的多为重工业,那儿重工业的工厂的气魄大,技术要求高,对奠定我国工业的基础是极为重要的。那时我的题材比以前广阔多了,也深入多了。那些工厂和社会和国家和人民的关系都很密切,便于我结构比较宏大的场面,也可以概括较宽的社会面;又由于工作关系,我经常和工人共同为完成生产任务而战斗;在生产中遇到困难和挫折时,我与工人们共同分担着焦虑;在工人们完成生产任务或试制新产品成功的时候,我也同他们分享着胜利的喜悦。

1934年随着广州白色恐怖的加剧,草明与罗西来到上海,在《中华日报》副刊主编聂绀弩邀请的聚会上,草明与胡风和罗西等人见到了尊敬的鲁迅先生。在上海期间,草明写作了更多的隶属于左翼文学范畴的文学作品,出版了第一部中篇小说《绝地》,参加了“两个口号”的论争并与鲁迅、茅盾、巴金、罗西等17人联合签署《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1935年一度被捕入狱,得到鲁迅、茅盾、胡风、张天翼等人的设法营救和经济支持。1936年出狱后,继续从事左翼文艺活动,鲁迅逝世后她参加了治丧委员会工作,与同是广东人的许广平一起到鲁迅墓地。与鲁迅的结识和鲁迅的教诲,成为草明左翼文艺生涯中的重要事件,对其思想与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可以说,这不是居高临下地“下去”体验生活,而是本就生活于其中,是千千万万工人中的一份子。因此,草明的创作,做到了真正的“体验”生活。生活给予了她丰富真实的感受,她进而将这些感受传递给文学。因此,当她的感情深入到其中时,创作的灵感也就获得了滋养。她这样说:

草明在极其年轻的时候就投入和参加30年代的左翼文艺活动,其人生道路和文学道路的选择是正确和具有历史意义的,她取材于广东缫丝女工等下层劳动者生活的写作,是有价值的,特别是她在上海期间的创作逐步成熟,《绝地》的出版为她赢来了优秀左翼女作家的名声。但实事求是地说,草明的左翼文学创作趋于形成在题材和写作上的特点,却只是30年代左翼文学合唱中的一个声部与伴声,与同时期的肖军、肖红、叶紫、沙汀、艾芜、周文等左翼青年作家相比,尚难称为最优秀者。历史还在等待草明在文学道路上的继续跋涉和攀登。

我以他们作为我学习的榜样,这就使我的思想得到进一步的改造。我的思想感情和工人们更接近了,语言也能口语化,通俗多了。讲到写作素材,更是源源而来,用之不竭、取之不尽啊。

草明的世界观、文学观发生脱胎换骨的巨变,是在延安文艺整风之后完成的。抗战爆发后,草明与欧阳山等一起参加了抗战初期的抗战文艺活动,1940年入党,1942年到达延安,在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工作。次年她与欧阳山一起拜访了中共领袖毛泽东,这次会面对草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此后直到晚年,草明在很多文章中都回忆这次的会面与谈话在自己人生道路上的意义。在随后开始的延安文艺整风中,草明积极参加,她聆听了毛泽东所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报告的绪论部分,以及朱德、陈云同志关于世界观转变、关于作家与工农大众关系的讲话。延安文艺整风运动的思想洗礼,带来草明世界观与文学观的根本性转变,使草明彻底服膺毛泽东文艺思想,并形成了终其一生都始终坚持的文艺思想和认识:首先,革命的进步的作家必须隶属于代表人民大众根本利益的政治集团和党派,即必须是党的政治组织和文学组织的一员,作家的思想与创作都必须与代表人民大众根本利益和历史发展方向的政治集团和党派的目标一致,自觉地服从和配合这个最高目标和利益,也即后来人们所说的党员作家首先是党员,其次才是作家,作家的身份和意识臣属于政治身份和政治意识。

1942年5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文艺座谈会。经过多次会议反复深入的交换意见,大家讨论热烈,畅所欲言发表意见后,于5月23日,毛主席做了总结性的发言,集中在“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和“如何为群众服务”两个问题上。这就是举世闻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广大文艺工作者积极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纷纷深入到工农兵和人民群众火热的斗争中去锻炼成长。积累丰富的素材,提高艺术创作水平,写出了不少为工农兵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好作品。

因此,草明的“落户式”体验生活的意义也正在这里。当她切身体验和感受到她所经历的生活,并进而迸发出创作热情时,她也便具备了写作工业题材所应有的条件。因此,无论是那些“走马观花”地“下去”体验生活的人,还是那些浮在生活的表面上“拼凑”写作材料的人,更遑论那些先有一个主题,然后去找材料填充的人……他们都无法获得草明这些真挚的创作感受。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像草明这样长时间地、深入地扎根于工人的生活,自然也无法获得创作的热情和灵感。

第二,文学的表现对象是人民及其创造的生活,作家及其创作相比于人民大众创造性的、历史性的生活与实践,是第二位的,并不比创造历史与生活现实的人民及其先进分子高尚伟大,人民大众及其生活与实践是主体性的,而作家只是对前者进行艺术发现与表现并为之服务的文艺工作者,即不仅人民大众的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物质生产和革命实践中的人民在革命夺权与建国大业中是高于作家的,作家的创作及其成就都来源于前者。这是草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聆听毛泽东、朱德和中组部部长陈云的讲话后深切感受到并在其一生中不断提到的思想认识和共鸣。

新中国成立后,文艺工作者斗志昂扬地深入到祖国建设的各条战线上去体验生活,向人民群众学习。挖掘素材,历练创作手法,塑造出具有典型性格的典型人物。写出无愧于伟大的时代,英雄的人民的辉煌诗篇。在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纪念日前后,经过近20年来生活的实践,思想的提炼,素质的积累,艺术心得的揣摸,终于涌现出一大批全方位地反映我国各个时期革命斗争的鸿篇巨制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佳作。一大批优秀的作品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形成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中国人引以为豪的文艺创作的第一个高潮。

革命与写作

第三,自然而然就是作家的活动和创作应该听命于组织的安排,为政治、政策、方针服务,在写什么的问题上,完全响应组织的安排和号召,文学表现对象和主体必须是创造历史的工农兵,为他们而写作,服务和配合在草明这里不是一个消极负面的词汇而是一种主动追求。为了表现好生活实践中的人民大众及展示其历史与阶级的主体性和先进性,作家应该长期深入到人民的生活实践中,与要描写和歌颂的人民及其物质生产和革命实践长期融合在一起。

毛泽东在1937年7月发表经典的哲学论著《实践论》一文中,曾经说:“真理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通过实践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证实真理和发现真理。”这两句话,可以论证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经过实践,证实了它的真理性,也实践了它的真理性。

与草明落户式体验生活相关的,是她写作中鲜明的革命意识和政治功用性。这两方面互为因果,共同促成了草明工业题材的创作。正是尽力实践《讲话》所指引的文艺的工农兵方向,草明才义无反顾地投入了工业题材的创作之中。因此,革命与写作,在草明的文学创作中是一体的,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对此,草明有着明确的认识。

带着这样的“延安”文艺思想和意识,草明在抗战胜利后,与为了创建东北根据地和解放区的两万多名干部一样,辗转来到了东北。在广州从事左翼文艺运动之时,草明虽然看到了自己家乡广东顺德地区的缫丝工厂及其相应产业,但还没有见到过真正的重工业和现代大工业,来到东北后,在哈尔滨等地,草明与那时来自陕甘宁晋察冀和苏北山东的广大干部一样,惊异地见到了关内根据地所没有的现代工业。不过草明一开始并没有将城市和工业作为创作对象,她在中苏友好协会、东北行政委员会、哈尔滨邮局工作一段后,在干部学习会议上听到陈云同志讲述的中共中央及东北局在东北工作的主要目的,一是将东北根据地作为中国革命胜利的物质资源基地,一是作为兵源基地,打造夺取全国政权的钢铁洪流。因此需要大批干部下乡参加土地改革,解放农民,使他们在土地改革翻身解放后为保卫胜利果实而参军参战。草明也打算如当时来到东北的周立波、马加等作家一样到农村去,无奈由于气候和饮食原因患病一场,未能如愿,病愈后再提出下乡参加土改工作时,东北局组织部长林枫与之谈话,强调指出当前的主要工作不是农村包围城市,而是城市领导农村,东北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夺取东北解放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胜利,需要东北的重工业发挥作用,而当时遍布东北各地的工矿企业在日伪垮台、国民党政府退却后均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需要恢复生产和扩大生产。林枫建议并安排草明到镜泊湖水力发电厂做文化教员和体验生活。在镜泊湖电厂,草明经历了修复机器设备、恢复生产、重新发电为城市乡村带来光明的整个过程,并以此为素材创作了中篇小说《原动力》。这是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和解放区最早出现的工业题材文学,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少见的、以一个企业的工人的生产和劳动为内容的工业小说。虽然不乏粗糙和简单,但《原动力》却表现出在伪满解体、国民党接收大员欲图破坏企业设备时工人们的机智与天然的先进性:他们保护工厂设备,献纳自己保留的零部件,在新政权到来后以主人公意识和精神、以实力和技术为企业恢复生产做出了辉煌的贡献,历史性地呈现出“工人阶级有力量”的主题倾向,一反现代文学在五四时期形成的视人民为需要改造的落后群体的启蒙价值取向,把草明在延安接受和形成的不乏民粹色彩的“人民伟大”的世界观与文艺观付诸文艺实践。

草明曾在《我是怎样形成科学的文艺观的》中讲到过自己创作道路:原本,她热衷于创作土改运动的作品,后来因为形势变化,林枫同志开导她:“目前去农村搞土改的作家很多,到部队去的作家也不少,就是没有作家去熟悉城市、熟悉工厂和工人阶级。李立三同志刚从镜泊湖水力发电厂回来,说那边工作很好,你就到那边去吧。”就这样,本着为革命服务的宗旨,草明接受了组织的部署,开始了对工厂生活的深入考察和体验。

此后,草明在对《原动力》进行修改和等待出版之际,在东北解放区陆续参加了辅导工人写作、参与文艺批评和论争及参与蔡畅大姐组织的妇女工作等,但由《原动力》的写作带来的对工业和工厂生活的热爱,使草明在1948年沈阳解放后,又很快来到具有现代联合企业规模的沈阳皇姑屯铁路工厂筹备工会并担任代理工会主席,体验生活。她看到政治和经济上得到解放的企业工人高昂的工作热情和巨大的创造能量,他们积极修复了报废的机车并命名为“北平号”,为大军进关和全国解放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运力和物力。看到和感受到历史巨变时刻工业企业和工人阶级巨大能力的草明深受鼓舞和召唤,不久就以此为素材,创作了反映东北解放区工业生产与工人生活和精神面貌的长篇小说《火车头》。秉持在延安形成的“人民创造历史”的文艺观和写作《原动力》时形成的对工人阶级的“仰视”视角,草明在《火车头》中对工业题材文学做出了新的探索和贡献:已经十分喜爱工厂和工业的草明,不仅描写了现代文学史上罕见的、以车间厂房和机器运转为征候的“工业风景”和空间形象,而且再次深化地表达了在工业生产中创造出改变世界的物质能力的工人形象的高尚性、工人阶级的历史巨人性与伟大性,展现他们才是推动历史前进与革命胜利的火车头。同时,由物质生产方式天然产生、政治解放焕发的工人阶级的先进性与保守落后的领导干部的矛盾,也在这部小说中得到更深入的揭示:从革命老区前来接收和管理大企业的领导干部不是不想奋发有为,而是他们过去管理属于农业文明范畴的老区的工作经验,即他们既往的革命性积累,已经不适应工业企业管理的现代性要求,政治理性与技术理性之间的不同和差距,带来他们工作的被动和能力的弱化,这一“革命转型”问题在现实的东北解放区是普遍存在的,草明小说中引述的东北局领导人李富春的讲话中就提到从管理农村到管理城市、从管理农业到管理工业是来到东北的中共干部必须面对和解决的,在东北解放区其他作家创作中也触及和表现了这一革命性和现代性的矛盾及如何克服矛盾的主题。通过对这一问题的触及和文学表现,草明等一批来到东北的工业题材文学的探索者和创作者,实质上最早提出和思考了中共作为执政党、从领导农村革命到领导城市和工业的转型境遇及如何转型。有趣的是,在《火车头》中,草明似乎是无意识地触及和表现了革命政治与性别政治的区隔与不同:男性的老区干部往往遭遇了面对领导工厂和工人时的不适、需要重新学习与转型,需要从革命性向工业现代性和工人阶级伟大性认识的跨越,但同样来自老区的女干部却似乎没有这样的转型矛盾和困惑,她们对新的、以往的工作经历和经验没有接触过的巨大性、物质性和技术性的工业环境,充满了由好奇震惊带来的亲切感和内在的喜悦感,天然地能够将物化对象转化为审美对象和由此带来的对工业风景的欣赏,对工人群众及其创造能力的发现与热爱。这一问题在她此后的工业题材文学写作中一直若隐若现地存在,至于为何如此,那就要联系草明的生平遭际和政治与性别意识的复杂装置追本溯源了。

草明正是生活战斗在这样一个辉煌的时代里。1913年6月15日,她出生在广东省顺德县乡东村。顺德县在清朝末期,是中国华南地区缫丝工业生产与出口中心。从小生活在缫丝女工的周围,目睹女工坚强自尊的品格和反抗的斗争精神,给予草明深刻的影响。她对女工的同情与敬爱之情,是她毕生为工人写作的动力与源泉。

可以说,草明的创作有着鲜明的政治功用性,那就是服务于党的文艺事业,将创作视为党的事业的一部分,并自觉发挥起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作用。这种对文学的理解和信仰贯穿草明的一生。她在晚年的随笔中这样写道:

从1931年在高中读书时发表的处女作小说《私奔》,到1932年在广州参加罗西组织的“广州普罗作家联盟”,发表她的早期作品《缫丝女工失身记》,从此踏上为工人阶级写作的道路,直至2002年逝世,前后70年。把一生献给了中国工业文学发展事业,是近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毕生从事工业文学创作的女作家。

我认为,一个文艺工作者首先必须端正思想:写作品究竟为人民为社会主义国家服务,还是为一己的私利服务?现在中央提倡文艺工作者要写出时代的主旋律——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根据我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经验,我认为这是很正确、很重要的。

草明是带着她在东北解放区创作的、填补了现代文学题材领域空白的、为她带来一定声誉的工业题材小说,走进新中国的。在经历了解放后担任东北局宣传部创作组组长、东北文学艺术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东北分会主席、中国作协沈阳分会主席和参加国内外社会活动后,1954年8月,草明把户口行李等带到东北鞍钢落户,担任第一炼钢厂党委副书记。在鞍钢期间,草明除了实际工作、指导工人写作、创作若干散文以外,主要工作是在现实生活体验和思考的基础上,构思和写作长篇小说《乘风破浪》,并在1959年完成后发表于《收获》9月第五期。这部表现新中国建立后最大的钢铁基地的生产发展和工业发展模式的小说,内容与人物的丰富性远超此前的几部作品,工业部长、市委书记、钢铁厂的政治与业务中高级干部、技术专家、基层工人等,举凡新中国50年代工业建设的各类各级人物,都有描写和表现,且不乏较为成功的形象,同时也安排了老区人民支援钢铁基地建设、技术专家型厂长的爱情与家庭矛盾、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等情节线索和场景,可以说,50年代共和国大规模工业建设时期涉及到的政治、经济、权利、性别、路线、政策、城乡等各种关系和话语,都包含和熔铸于这个现代化的工业空间,换言之,在自然空间基础上人工制造和切割出来的工业基地新空间里,包含着当时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生活的权利、话语和想象。因此,这部小说不仅继续存在着草明此前小说的革命性与现代性的矛盾和装置,而且更为丰富地描写和表现了在社会主义的工业空间环境中,工人阶级主体性、主人公地位和民主化管理,与工业现代性所必须的权威和专家治厂的关系与矛盾,建基于工业主义逻辑的权威主导和科层分工的苏联代表的社会主义工业道路即“马钢”模式,和以发扬工人阶级主体性、淡化权威、以大跃进进行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鞍钢宪法”模式的对立,以及包含在工业化道路与模式背后的世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和话语权争执等,都在小说的叙事中被具象地表现出来。当然,绝对追求政治正确的草明,其小说的倾向和主题自然肯定了中国工业化道路和模式的正确性与光辉性,但是,有深切工厂实践体验的草明也没有绝对废弃和否定工业主义逻辑的专家治厂、科层分工的合理性,她只是希望工业建设和发展的现代性逻辑——专家和权威的主导性,能够与中国特色的工人当家作主的主体性和人民性,尊重权威专家与发挥主体阶级的创造性有机结合起来,建立一个能够互不排斥、各自的合理性和能动性都可以得到最大发挥实现的工业共同体——既吸收了工业革命和苏联工业化优点又实施政党对企业绝对化领导的、社会主义工业现代化的中国模式。至于在越来越政治化而偏离工业逻辑和和科技理性的中国模式中,如何克服传统的革命性优越和工人阶级全面参与生产与治理的民主化,同工业权威主义的技术专家化的矛盾,如何化解并有机融合同为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工业模式与中国工业模式的矛盾,草明并没有也不可能突破时代的思想认识局限而予以深刻揭示,只能想象化、情感化和大团圆化地予以化解。甚至,追求政治正确和服从配合的草明在小说中,开始表现和描写在大跃进与反跃进、依赖工人与迷信权威、强化技术理性与强调革命政治性等矛盾冲突中,部分高级干部和企业领导偏离党领导企业的迷失和错误,既与丢掉群众路线的“革命法宝”以及由此滋生的技术精英主义有关,也与政治上更宏大的问题——对“大跃进”和反右斗争的认识不足有关,甚至与政治上的“思想路线”错误具有精神同源性和同构性,已经具有了工业生产与政治路线和阶级斗争密切相关的味道——即工业战线存在强化党对工业绝对领导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和削弱淡化党的领导的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具有了后来“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时代,描写任何领域都存在两条路线斗争文学的基本模式。尽管如此,草明在《乘风破浪》中力图紧密配合时代政治、追求政治正确的上述倾向和主题,确实内含50年代中国工业化建设时期多种道路、选择和模式的矛盾,以及其他一系列内在深刻的矛盾和问题,它们构成了小说结构和叙事装置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在看似简洁明晰的描写和叙事背后,实质包含或隐含着更复杂的历史内容。

由于我国革命斗争的特定的历史背景,在整个漫长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地都是在偏僻的农村,那时我们还没有掌握更多的工矿企业,尤其是大型的现代化的产业。这也就隔断了文艺工作者与近代产业工人的联系。所以草明前期的作品所反映的多是三四十年代,县镇地区的小型工业生产的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而使她的文艺创作能力得以大展宏图的则是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我们的解放区逐渐扩大到大中城市,有了人民的大中型近代产业,为文艺工作者提供了发展的机遇,尤其是在3年解放战争时期
,随着解放军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大好形势,一座座城市得到解放,一个个大型工矿企业回到人民手中。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人和自己的阶级队伍,广大的工人群众在被隔绝了28年之后,胜利会师了!革命文艺工作者立即投入工人弟兄的队伍中。草明于1946年3月在晋察冀边区的张家口宣化龙烟炼铁厂体验生活,写出了《龙烟的三月》等散文
、通讯报道及短篇小说集《今天》。1947年5月到东北解放区的牡丹江市镜泊湖水力发电厂,体验生活并担任文化教员。1948年6月,以镜泊湖水力发电厂为生活背景的中篇小说《原动力》出版。这是草明在新中国工业文学史上的奠基之作。1948年11月沈阳解放,草明又立刻奉命以军代表的身份进驻沈阳皇姑屯铁路工厂做接收工作。发展党团组织,筹建工会,担任工会主席,深入生活。她的第一部描写工业题材的长篇小说《火车头》于1951年8月出版。1954年8月草明带着行李和户口到鞍山钢铁公司落户,体验生活、培养工人文艺工作者长达10年。担任鞍钢第一炼钢厂党委副书记的实职工作3年。1959年9月,以描写鞍钢生活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乘风破浪》问世,作为向共和国国庆10周年的献礼。这是新中国工业文学史上的扛鼎之作,是草明文艺创作的高峰。1964年奉调回中国作家协会。1965年3月到北京第一机床厂体验生活并培养工人文艺工作者。10年“文革”期间被迫停笔受批斗。粉碎“四人帮”后,从1977年到2001年又写了大量的散文、通讯报道、回忆录等作品,还有一部自传体回忆录《世纪风云中跋涉》。1984年12月反映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与两个反党集团进行斗争中起着中流砥柱作用的长篇小说《神州儿女》问世,这是她的收官之作,受到读者的欢迎和全国总工会的推荐,并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从《原动力》到《神州儿女》的四部力作,为她的工业文学创作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而全总的表彰则是对她毕生热情忠诚地为工人阶级写作,努力地为人民群众服务精神的一个全面的肯定与总结。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草明称呼自己为“在文艺战线上耕耘了六十年的一个老战士”,可见其对文艺服务政治的信仰是多么诚挚和强烈。由此可见,草明首先是一个文艺战士,其次才是一个文学创作者,后者衍生于前者,前者是后者应有的题中之义。两种身份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共同造就了草明的文学成就。

1964年10月,在东北生活近20年、在鞍钢生活10年的草明回到北京中国作协,被安排到北京文联任专职作家。对工业和工厂情有独钟的草明次年又到北京第一机床厂体验生活并担任党委副书记。她像在鞍钢时期一样,积极辅导和支持工人写作,定期举办青年业余文艺创作学习班。从1966年下半年到1972年,这个在高中时期就参加左翼文艺活动的女作家,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文艺黑线人物,经历了批斗、抄家、下放京郊农村等遭遇。1972年解除审查后,她依然积极参与北京第一机床厂工人创作学习班的辅导工作。新时期到来后,她参加各种社会和文学活动,并在1980年起笔创作、1984年完成出版长篇小说《神州儿女》。这部以“文革”时期北京机床厂为背景的长篇工业小说,其描写的造反派和“四人帮”在企业的爪牙的“大恶”,就是对工业管理和生产制度、国家工业化的全面破坏,以及由此而来的对知识分子、技术专家、技术工人和红专兼具的革命干部的迫害。而代表国家栋梁的好工人与好干部的“大善”,就是在“抗恶”斗争中矢志不忘恢复工业生产和科学管理、不忘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大业,并在“文革”结束后重建工业秩序和重绘工业现代化蓝图。过去被视为资本主义经营模式和“马钢宪法”代表的“修正主义”工业管理和生产制度,成为“文革”中遭到破坏、“文革”结束后得到恢复的历史之善,而维护还是破坏这种制度,成为判别好坏善恶的分水岭。这种表达重建工业生产秩序和制度、重建工业现代性和权威性的历史诉求,一方面是对《原动力》和《火车头》表达的工业文明及其价值主题的呼唤与回归,另一方面也是对大跃进时期的《乘风破浪》表达的矛盾的自我校正和回应——社会主义的工业化道路不能偏离工业现代性规定的理性、秩序和文明,任何废弃和偏离都是对工业化、对神州中国的最大破坏和颠覆,是与革命性对立的反革命的历史倒退,与现代性对立的封建主义阴魂的复辟。这部呼应了拨乱反正的时代要求的小说,在工人出版社出版后受到广泛欢迎,首印十几万册很快售罄。

或许在很多人眼中,体验生活,是一种个人性很强的行为。作家体验生活,更多的是检视自我的情感,体会自我与生活融合、碰撞、搏击之后产生的切身感受。因此,生活是作家融入的对象,但体验却是自我的真切感受。

中国著名军旅作家魏巍同志也曾这样说过:“她以女性的执著和坚韧使得现实主义的传统,在中国工业题材创作得以发扬光大。从而为共和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留下了一段真实可信的历史轨迹,并且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形成了一个令人瞩目的‘草明现象’!”他为什么会对草明有这样的评价?而草明现象的实质是什么呢?

在草明身上,充满个人性的体验生活与服务政治的总原则自然地融合到了一起。为政治服务的宗旨,促使草明深入工厂,与工人打成一片,落户其中,变身为其中的一分子。因为她深信:“要和群众共同斗争,才能有共同的情感”。

在工业题材小说之外,草明还写了一些其他题材的短篇小说和各种随笔散文,都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某些回忆性散文具有很好的史料价值,不过影响远逊于她的中长篇小说。2002年,89岁的草明逝世于北京。综观草明的一生及其文学道路和写作,有几个方面是令人难忘的。第一,就是她的一生与左翼文艺、与中国革命和解放、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建设事业始终不可分离,红色、左翼、革命和建国是嵌入她生命的“红丝带”和生命中乐于承受之重。她从高中时代参加左翼文艺投身革命,一生矢志不移,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左派”。她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文艺观,始终被左翼文艺与政治、被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所铸造和“生气灌注”,而延安文艺整风运动更是彻底地强化和固化了她的思想意识,做革命和党的螺丝钉与齿轮,一切听命于组织,以党和革命的要求作为绝对律令自觉彻底地遵从、配合、服从、听将令,甘为战士和斗士,真正做到了不怕坐牢、杀头和离婚——坐过国民党的监牢,在延安时期又因丈夫移情别恋而离婚,文化大革命中又被批判和下放,但她的信念从未动摇和颓废,始终认为组织安排自己做的任何事情都是正确的,必须服从和配合。因此,在东北解放区批判肖军时她参加批判,解放后的各种政治和文学批判运动她也响应,直到文化大革命她自己也被批判打倒。她左得单纯,朴素,透明,不乏幼稚,甚至在“文革”中北京文联作家被红卫兵批判毒打时,她对老舍的揭发既是为了自保,也是她一贯的世界观人生观导致的惯性必然。草明可以说是一个从不想主观作恶、只是跟随历史和政治大潮起伏和搏击的有些政治浪漫主义色彩的理想主义者,鲁迅在30年代左联成立大会上倡导要造就的大群的新的左翼战士和作家队伍,草明就是这样的一名左翼战士,永远遵从组织和政治律令,哪怕有时被革命伤害也不动摇和退出,当然,有时战斗的对象选择错了也很少忏悔和内疚,原因就在于那是她献身的理想、政治和组织的要求与
“将令”,它们在草明的世界观中是永远正确必须紧跟的。

中国著名作家,草明在上海左联时期的老战友周而复同志在《纪念草明
》一书的首发式上曾经深情地回忆道:“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长期地深入工农兵生活的作家中,我最佩服的就是柳青和草明。他们一个深入农村,一个深入工厂,这是很难能可贵的!”他为什么要这样说,因为这是“草明现象”中的第一个要素,那就是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草明曾与战友相勉:“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我们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关键是看我们怎样去实践了!”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去做的。言行一致,几十年如一日地基本做到了。

现实主义的考量

其次,草明从东北解放区开始创作的工业题材文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具有非常独到的、历史不会忘记也不应该忘记的重要价值。作为农业文明历史悠久、长期以农立国的中国,没有赶上世界工业化的第一波浪潮,近代以来虽然不断有富国强兵、船坚炮利的历史要求和行为,但始终没有发达强大的工业。因此,中国文学史有山林、田园、乡村文学传统,却无工业文学的积累和经验。现代作家自五四时期呼唤民主科学和“黑牡丹”等工业文明之花,但由于只有上海等少数半殖民半封建的都市才具备初步的工商业,表现对象的缺失使现代作家心有余而“材料”不足,加之缺少工业文学的传统和经验的滋养,也导致现代作家的“心力”亦不足,所以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只有茅盾等少数作家的少数作品,表现了大都市上海和抗战时期大西南的工业、资本家和工人形象,提出了中国的民族工业何去何从等充满政治和意识形态诉求的问题。由于东北历史发展的特殊性,日俄殖民主义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在那里进行了掠夺式的重工业建设,其间张作霖父子也出于建设家天下的目的进行了以军事工业为主的工业开发和布局。故此抗战胜利后东北的重工业占据全国的80%以上,这就为中共出于革命夺权和建国目的实施布局的东北根据地建设提供了丰厚的物资保障和基础,也为草明创作工业题材文学提供了现实的质料和养料。就草明的文化程度和文学素养而言,驾驭本国文学传统里没有资源和经验可以借鉴的工业题材文学,其实是有难度和挑战性的,何况世界性范围内真正成功的工业题材文学作品,数量也很稀缺,对人类历史和文明进程发生史无前例影响、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誉为比人类此前几千年创造的生产力总和还要多的工业文明和现代大工业,似乎是文学的天敌,它比宗教、战争、爱情、乡村、革命等诞生了一大批世界性文学名著的题材,更难以驾驭和表现,它似乎是文学和作家的黑洞,谁接近都会被吞噬和埋没。但是,作为左翼作家和革命战士的草明不畏艰难,为政治和革命而闯入她很快就非常喜欢的工业题材领域,一发而不可收地写作了多部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工业题材小说,成为这一领域写得最多、最好的作家之一,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提供了填补历史空白性的表现领域和文学经验,这是草明的贡献和光荣。草明的工业题材文学创作并不完美,带有历史与时代的局限,但却珍贵而有价值——因为判断一个作家的创作成就和文学史意义的重要一点,就是看他是否提供了新鲜和独特的东西。

草明的《乘风破浪》问世于共和国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这是一个全民鼓足干劲、意气风发地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热潮中的时代。天时地利人和的和谐客观环境,极其有利于作家充分发挥自己的生活积累和艺术提炼的优势写出优秀的好作品来。草明长期在素有共和国钢铁工业长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摇篮之称誉的鞍山钢铁公司体验生活,她与工人群众朝夕相处,亲如家人。她熟悉鞍钢生产的全过程,从厂里高级管理干部到第一线的工人师傅和技术人员她都有许多朋友。加上她又担任了第一炼钢厂党委副书记的实职长达3年,对于鞍钢这样一个全国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的生产流程、管理过程的复杂与任务的艰巨,她是了如指掌,并留下了25万字的采访记录。对于工人们付出的劳动与智慧,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和高尚的精神面貌,她更是稔熟于心的。

工业题材创作不同于农业题材和军事题材,其创作难度要远远大于后两者。这首先因为我国是农业国,社会主义大工业在新中国是一个新生事物,熟悉和了解这一领域的作家本来就不多;其次,对于社会主义工业发展来说,其本身有着很强的技术性和专业性,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配套流程和制度措施。草明对此有着明确的认识。

草明在文学事业中的另一个不应该忘记的业绩,是她从东北解放区到全国解放后,几十年如一日一直坚持提倡和培养工人作家与工人写作。在中国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很长的时期,由于政治上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国家发展中工业化的重要性,重视和培养工人写作与工人作家和创作的出现,曾经是一种有意味的文学现象。对工人写作及其成就的是非得失,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新型工业化对传统工业的冲击及工人写作的消失,如何进行评价,是需要文学史家结合中国工业化道路和模式的实践,予以认真思考和总结的。但不论如何,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原则,尊重历史原则,使我们对草明在长期的工厂生活和工作期间,为培养工人写作付出的心血,应该予以历史合理性评价和尊敬。为祖国的解放和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产业工人,拿起笔进行创作,这样的现象在工业革命发源地的西方和社会主义工业化创始者的苏联,比较稀缺和少见,应该是中国革命史和建设史的全部实践构成的中国道路和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

《乘风破浪》的文学艺术成就,在于作者通过具有典型性格的人物形象塑造,全方位地描写了我国第一个大型的钢铁联合企业,描写了工人阶级的英雄形象。全景式地向全国人民展示了中国人民奋发图强建设新中国的伟大气概。

工业的技术性很强,而每一种工业又各异,作品中虽然不用写技术,但作家如果不粗略地了解一下生产过程中的技术,则将无法理解问题的所在,在这方面,往往要花点时间。而且由于技术问题的限制,在构思作品的故事情节时,往往不容易与作家熟悉的其他生活知识结合。

最后应该提及的,是草明为了写好工业题材小说,长期持久地在企业生活和挂职,对身体瘦小羸弱的草明来说,没有坚强的意志和对工业与工人的热爱,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也是十分令人敬佩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和文艺整风以后,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不仅是领袖和组织的教诲,也成为文艺家们的普遍共识,深入生活、体验生活、在生活实践中与人民真正打成一片,寻找写作的灵感和素材,曾经是作家们的自觉行为。但是主动把户口、家庭都放到基层长期生活和体验,时间长达10年以上,当代作家中似乎只有长期在农村生活和写作的柳青,堪与草明媲美——他们深入和扎根基层生活、与人民打成一片,做得极其认真和彻底。“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时事移变,到处有生活和作家就在生活之中,是当下作家与文艺理论的共识。尽管如此,草明和柳青在那个时代的选择和行为,依然是难能可贵的,令人感佩和尊重。

首先是这部小说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强烈的时代气息和浓重的历史色彩,深深地吸引了广大读者,使他们如临其境,深刻地感受到了那段特定的历史年代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具有的“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同心同德”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气概。这是小说成功的首要原因。小说描写的是我国第一、二两个五年计划期间,这段特定的历史时期所发生的故事。这正是我们中华民族奋发图强,迅速全面地掀起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高潮,并且取得了显著成就的黄金时代,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如期胜利超额完成,新中国的经济开始腾飞的火红年代!我们在各条战线都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绩,尤其是在工业方面,“工业总产值超过原定的五年计划21%,比完成经济恢复时期的1952年增长了129%。原定计划平均每年增长14.7%,实际达到19.2%。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绝大多数超额完成了计划,其中,钢535万吨,比1952年增长296%;生铁594万吨,比1952年增长208%。”(引自《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第298页,见山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新中国仅仅用了短短的10年工夫,就把旧中国的钢铁产量整整增加了75倍!如此辉煌的成就,是中国钢铁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为祖国、为人民做出的巨大贡献!而小说《乘风破浪》正是将这种时代的特征和气氛,通过小说的特定情境热情地渲染出来、讴歌出来,让中国工人阶级忘我的创造精神和高涨的劳动热情,强烈地感染着每一位读者,使他们也仿佛置身于火热沸腾的钢铁世界中,与钢铁工人同呼吸、共命运,从中汲取了工人阶级钢魂铁魄般的精神力量和道德品质。

要认识一个自己不熟悉的事物,则必须要立足客观现实,深入考察。因此,作为一个文艺战士,虽然秉持着一腔为工农兵服务的热情和创作重大题材的决心,草明也不能不从一点一滴开始积累和认识。

作为草明所描写的东北解放前后的企业工人的后裔,我难以忘记几代产业工人为民主革命胜利、为新中国工业化和国家建设做出的巨大的历史贡献和牺牲,更不会忘记在中国文学中第一次用歌颂和赞誉的笔调,描写和赞美他们、把共和国不应该忘记的他们写进文学史的草明。也许是历史的机缘,使我有幸走进草明的文学世界,并谨以此文,向草明表达一个产业工人家族后代的历史敬意。

其次,这部小说成功之处,还在于她塑造了中国工人阶级新型的先进人物形象,更加深深地打动了广大读者们的心,使他们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心灵深处受到了很大的震撼,情感上产生了与工人阶级之间从未有过的熟悉度和亲切感。上个世纪进入了50年代中期,随着中国工业建设的不断发展,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构成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在小说《乘风破浪》中像刘进春那样的从旧社会过来的苦大仇深的老工人队伍里,又涌进了大批的像李少祥这样的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年青一代的产业工人,而且他们正在逐渐成为企业生产的一支生力军。他们之中的大多数都是老一辈产业工人的后代,他们不仅是老一辈工人阶级的优良传统的继承者,而且在他们身上,还有一些东西是他们的父辈所不具有的:那就是他们有文化,有知识,是知识型的新一代产业工人。他们肯动脑筋,极少保守;既善于学习,又勇于创新;不满足于四平八稳的工作与生活的节奏,对新鲜事物总是充满了探究与渴望……这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国工人阶级作为企业的主人所应具备的宝贵的基本素质。而小说正是通过对李少祥这个典型形象的塑造把这些新的素质生动可感地表现出来,因而给读者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不能不说,草明对工业题材、对工厂、对工人的认识和理解是经得起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考量的。这首先表现在她并不是以主观概念、或一时一地的具体政策来代替对实际生活中人物和题材的客观分析。

李少祥是一个年轻的炼钢炉长,他从父兄那里继承了工人阶级的许多优秀品质:大公无私,忠诚坦荡,勇敢坚毅,朴实善良;在各项工作中他都以高度的主人翁责任感和忘我的劳动热情实干苦干着,处处起着共产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成为一颗党拧在哪里,就在哪里发光的螺丝钉。然而李少祥又不同于老一辈的炼钢工人,新社会让他摘掉了文盲的帽子,科学技术开拓了他的视野,更增强了他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勇气和信心。他是新中国第一代“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列宁曾经说过:“居民的觉悟程度和实现这种计划或那种计划的尝试等,都一定会在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特点中反映出来。”(引自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375页。)在生产实践中,李少祥愈来愈清醒地认识到科学技术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的钢铁事业是多么重要,而工人阶级要想真正成为企业的主人,就一定要掌握科学技术,充分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对改造客观世界的重要作用。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为了增产节约多炼钢,不论场合地点,不管领导赞同还是反对,一股脑地大讲特讲工人们的合理化建议,他为了缩短炼钢时间,丝毫不计较个人得失,一心扑在科研上。他为了排除事故被烧成火人,烧伤未好却不肯住院,甚至夜不能寐,与未婚妻一起挑灯攻克技术难关,谁能不为之感动呢?这种讲求科学的态度,钻研革新技术的主人翁意识是我国工人阶级身上的又一新的特质。有这样高度事业心和责任感的年轻一代工人的涌现,这正是我国钢铁事业后继有人,必将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高尔基曾经说过:“典型是时代的现象。”作品中钢铁工人李少祥的典型形象就是从当时的社会生活中被发掘、被提炼、被艺术再现出来的一个工人阶级的先进典型。在作品中作者还通过许多细节故事对人物多层次、多角度的描写,揭示出钢铁企业在错综复杂的生产过程中涌现的矛盾冲突和问题现象,继而塑造出了工业战线上林林总总的各式各样的人物群像,并且极为生动地描绘出了他们之间千丝万缕的情感纠葛和多棱镜式的生活画面,从而让读者产生了一种亲切的、耳熟能详的、可读性很强的阅读欲望,这是草明的这部小说带给读者的很有特色的深刻印象。这为丰富和拓展我国工业题材文学创作的新领域又闯出了一条可喜的新路。这是《乘风破浪》成功的第二个方面。

接触产业工人,在我们来说也不是太久的事,我们概念中的工人阶级和我们实际中接触的具体的工人,往往有许多不同,需要我们细细地体会揣摩。

第三方面,小说的成功还在于作者运用优美生动的语言,为我们描绘了一个英雄辈出的典型环境:一个在当时社会里让世人颇感陌生,作家们更是甚少涉及的重工业生产的特殊环境——中国最大的钢铁工业联合生产基地——鞍山钢铁公司。这里是一个外面的人永远难以想象的钢铁世界:这里有喧闹沸腾、火热炽烈、充满了各种化学元素和力的较量的高炉和平炉以及转炉;这里有编织着钢城不夜天传奇的种种故事。这里有黝黑凝重、粗大笨重的厂房设备跟活跃奔腾的铁水钢花相映成趣、静闹一统,奇迹与危险并存,繁杂与精密相拗,从而也构成了它整个生产画面的基本轮廓和主要色调,而各种机器的轰鸣声,通风管道的尖噪声,运输火车的汽笛声,出铁出钢时的敲钟声,则是它壮丽的生命交响乐曲的主旋律,这就是我们钢铁工人每日里生活战斗的大舞台!所以,任何一个单个的工人,和这些庞然大物的钢铁设施相比,都会显得十分渺小微弱。然而,由于千万个“单个的工人”团结起来,协调一致地努力合作,这些庞然大物的钢铁设施居然也会乖乖地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按照钢铁工人们的意愿去为炼钢炼铁效力服务,在外人看来这简直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人间奇迹,然而在鞍钢,这是每天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极其普通而且平常的事情!

从这一点我们便可看出,草明的创作与当时文坛存在的公式化、概念化、主题先行等创作截然不同。那些创作大多以概念、理论、政策来对活生生的现实进行归纳和图解。在这些问题严重的作品中,无论是先有框框然后去搜集材料填充,还是先给人物定型化、脸谱化再去描写……说到底,这些创作方法都是以主观的教条、或一时一地具体的政策条文来阐释原本丰富复杂的现实生活和人类活动。这样,就把原本丰富的生活和人物简化乃至主观化了,本应蕴藉丰富的文学作品成了干巴巴的教条化的演绎,其艺术造诣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草明坚持从实际中认识生活、观察人物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因此,她一直反对那种生硬地将人物分为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的做法,因为这本就忽视了人的个性的多样性,而且会将人物塑造引入“偶像化”的错误道路上去,不符合现实。

魏巍在《谁来追踪草明》一文中感人至深地写到:“我最近又读了草明的长篇小说《乘风破浪》。它给了我十分愉悦的心情。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是反映我国工业战线的一部力作。她反映了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发展的光辉灿烂的历史,也是一叶极其动人的沸腾的生活。如果现代青年人想要了解那段真实的历史,你就到《乘风破浪》中去寻找吧,它将使你比读某些抽象的论著得到更丰富更真实的东西。”

在好些作品里,常看见那里面的人物完全不像些活人,只是一些偶像,读了使人觉得有什么遗憾。“英雄也有错误和缺点,恶人也有长处”,这是我创造人物时的格言……多接触活人,多研究人底多样的个性,多注意日常发生的、或可能发生的有社会性的事件,我相信一定能免掉“完全不像一些活人,只是一些偶像”的毛病。

这就是草明努力地实践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的教导:“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势,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到创作的过程。”所以她成功了。这就是“草明现象”的第二要素。

由此可见,草明对人物的认识是从生活本身出发的,这与那些从主观意图出发,以图解政策的创作有着根本的区别。因此,我们可以说,草明是一个忠实于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作家。

《乘风破浪》的一个更具有时代意义的成功之处,在于它艺术地再现了新中国工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大事件——“鞍钢宪法”的形成经过,见证了“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的辉煌!草明的长篇小说《乘风破浪》是作为国庆十周年的献礼,于1959年9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而毛泽东同志批示的“鞍钢宪法”却是在1960年
3月22日。两者之间确实有一个时间差。但它正好生动地说明两者之间的科学的辩证关系:《乘风破浪》真实地描绘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大型的国营工业企业中人民内部矛盾表现的方式和形态,也就是说要生动地体现工业生产中的现状,如何体现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社会地位,如何最大限度地调动工人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如何发扬民主,如何克服脱离群众,限制群众的缺乏民主精神的官僚主义作风;如何克服忽视党委领导,片面执行“一长制”管理方法的种种弊端等等。这是文艺工作者在作品中提出了在生活实践中发现的问题。而1960年3月22日,毛泽东同志在鞍山市委转发的鞍山钢铁公司的《关于工业战线上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的批示,则是对生产实践中出现的矛盾在理论上的总结、概括与定位。他特别高兴地加上了一段批语表示庆贺:“现在(1960年3月)的这个报告,更加进步,不是马钢宪法那一套,而是创造了一个鞍钢宪法。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他把“鞍钢宪法”的主旨和核心的价值简赅地归纳为一句话叫做“两参一改三结合”。具体地来解释就是: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程技术人员、管理者和工人在生产实践和技术革新中相结合。毛泽东同志还特意将这份报告下达到上海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并且要求:“现在把这个报告转发你们,并请你们转发所属大企业和中等企业,转发一切大中城市的市委,当然也可以转发地委和城市,并且当着一个学习文件,让干部学习一遍,启发他们的脑筋,想一想自己的事情,在1960年一个整年内,有领导地,一环接一环,一浪接一浪地实行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城乡经济技术革命运动。”“鞍钢宪法”的诞生,正是对这种在大型的国营工业生产企业中出现的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处理与科学总结。草明在创作小说《乘风破浪》时,运用自己长期深入生活的一双慧眼,从和鞍钢人10年并肩战斗的艰苦卓绝的生产斗争实践中,发现并挖掘出了这一宝贵的真实的创作素材,提炼并升华了它的时代意义和精神实质,并且用革命现实主义的方法把它展示出来以飨读者,激励人民,歌颂工人阶级,弘扬时代精神。她的作品,还以革命浪漫主义的创造精神,真实准确地反映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国大工业生产内部所产生的主要的社会矛盾及其性质;鲜明地体现着“鞍钢宪法”的灵魂和实质,并且围绕着“鞍钢宪法”的形成与诞生的种种斗争与争鸣,去创造新的人物,推动新的发展。诚如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所指出的那样“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都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践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更带有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现实生活创造出各种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去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样认真地和党中央保持一致性的创作努力,这样言行一致地按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刻苦探索,这样自觉的学习鲁迅先生“肯为人民做苦工”的精神埋头实践,去“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作家的道路。也就是“草明现象”的第三个要素!

这一点还表现在她对工业题材特殊性的认识上。在深入工厂体验生活的过程中,草明显然认识到了工业生产自身的规律性,与这些规律相对应的是一整套产业技术与现代工业管理制度。因此,草明注意到了这种工业技术、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所带来的一系列矛盾。这也正如有研究者所关注的《乘风破浪》中厂长宋紫峰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宋紫峰所代表的一类人物形象,坚持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思维相对保守,是典型的重视技术而轻视政治的人。这与生产积极性颇高的工人李少祥发生了矛盾。正如李杨先生在《工业题材、工业主义与社会主义现代性——〈乘风破浪〉再解读》中说道:“斗争的一方是坚持改革,主张’大跃进’的青年工人李少祥、老工人刘进春以及站在工人一边的公司和上级党委的领导人,另一方,则是不相信甚至压制工人群众积极性,不认真贯彻上级党组织决议,坚持采用国外钢铁企业的管理方法的厂长宋紫峰及其上级支持者市委书记冯棣平等人”。最终,工人阶级的先进性战胜了保守派,宋紫峰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但事情到这里并没有结束,正像李杨所发现的那样,在草明的小说中,宋紫峰所代表的“业务派”,虽然不具备意识形态的优越性,但他并非是彻底的失败者。因此,当宋紫峰的威信被取消后,厂内因无制度约束,秩序大乱,车间相互扯皮,工业生产停滞……此时,宋紫峰这类人物形象的意义反而显得合理起来。由此可见,草明对于工业问题的考究,并非盲目地跟风,更不是以先验主题来图解人物形象,而是有着现实主义的原则性。

近60年来国内外对“鞍钢宪法”的理论研究与实践,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社会经济文化建设发展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习近平总书记于2017年2月6日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二次会议强调指出:“工人阶级是我国的领导阶级,产业工人是工人阶级的主体力量。要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高度,从促进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高度,加快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2017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中共中央国务院《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中明确指出:“产业工人是工人阶级中发挥支撑作用的主体力量,是创造社会财富的中坚力量,是创新驱动发展的骨干力量,是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的有生力量。”方案又提出:“要把产业工人队伍建设作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撑和基础保障。造就一支有理想守信念、懂技术会创新、敢担当讲奉献的宏大的产业工人队伍。”今天重温“鞍钢宪法”的理念和精神,必将推动我们更加充满信心地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这一个”的不可替代性

1991年5月,中国作家协会,鞍山钢铁公司工会、鞍山钢铁公司文联在鞍山联合召开“草明同志文学创作60周年研讨会”。鞍钢工会主席齐宝纯同志代表鞍钢40万职工在会上致辞,称草明是“鞍钢人”;赠与牌匾题词“延安火种钢铁魂”,这是对草明同志最光荣而又最亲切的称呼,是对她一个新中国工业文学拓荒者的一生革命道路最简洁的定评。

作家的任务,在于发现笔下每一个人物身为“这一个”的丰富性与独特性。而作为一个作家,草明同样具有她“这一个”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这在当时“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的作品频出的年代里,她的这种独特性显得格外重要。

回顾新中国现代工业文学拓荒者所走过的道路,是艰辛而又光荣的;追踪先辈们的足迹是亲切而又可寻的!

新中国成立后30年,文坛创作日益步入“一体化”,作家创作重革命共性、重阶级典型性、重文学的政治性和服务性。草明的工业文学创作起始于那个时代,因此,其创作必然深受时代的影响。这源于草明作为一个文艺战士的自觉性,她将文艺为政治服务看作自己毕生的责任,她将“向工农兵学习”这一方向变为实际,她深信“群众是最好的老师”,努力改造自己的思想,缩短与工农兵的距离……这些信念,鲜明地体现在她的工业文学创作之中。

草明的文学观虽然有着明确的政治功利性,但她同时又是一个敢于沉潜的人。文学创作的政治功利性,没有让她的“深入生活”变得浮躁、变得走马观花,反而让她勇于去挑战那些自己不熟悉的领域,乐于与工人们打成一片,安于去群众中落户,潜入其中,默默耕耘,终有收获。

正因为她的落户式的体验生活的方式,她的明确的为工农兵服务的创作信念,使得她文学创作的“服务”理念,并没有因“主题”的先验性而变得庸俗。相反,却使得她笔下的人物和生活,坚守着现实主义原则的考量。这一点,是草明创作的清醒之处,也是她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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