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十多年前,在大连与几个朋友吃饭,其中一位北京朋友曾插队落户在陕北一个小山村里。当年七八个知青住在两间窑洞里,捡养了一条流浪小狗、取名阿黄,在窑洞边给它垒了一个小窝。从此阿黄与知青们朝夕而处,相依为命,给寂寞的山村生活平添了许多乐趣。
尽管生活艰辛,但只要知青们还有一口吃的,阿黄也就有一口吃的。阿黄有一个特殊本领每隔两天,会自己翻过两道山梁到大队部去,取回知青们家中寄来的信件。那时交通不便,邮递员只将邮件送到大队,队长等有人顺便时,才让人带回小村。有阿黄就十分方便了,队长看阿黄来了,将信件给它,嘴里叼着信,又跑上三四个时辰山路回来交给知青们。

采访对象:戴明,1952年生。北京市海淀区西颐中学学生,1969年1月与习近平一起到延川县梁家河大队插队,住同一孔窑洞。1970年招工离开梁家河,曾做过教师、科技副县长,西安地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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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年过去,有人当兵走了,有人上学走了,阿黄和主人在县城送走一个又一个知青。当最后一位知青也返城离去时,阿黄疯狂地追赶着飞驰离去的汽车,直到实在跑不动,才瘫倒在尘土飞扬的路上。当它独自回到山村,依然每天守在窑洞前,不让任何人靠近,仿佛在等待主人们归来。以后大队部就经常发生奇怪事情,邮递员送来的信件经常不翼而飞,只要队长一转身,回来就再也找不见。有时是上级发来的公文,队长只好自认倒霉。

采访对象:戴明,1952年生。北京市海淀区西颐中学学生,1969年1月与习近平一起到延川县梁家河大队插队,住同一孔窑洞。1970年招工离开梁家河,曾做过教师、科技副县长,西安地质学院产业处处长,在长安大学公安处副处长(正处级)任上退休。

文/毛毛虫小姐

几年后阿黄就死了,村民们把它从狗窝里拖出来,发现它身下铺满了几十封信件,它认定这些东西就是知青们的,依旧每隔两天去取信。队长虽不再给它,只要一不留神,它就偷偷叼走信件,藏回自己小窝,等待知青们的归来。

采 访 组:本报记者 邱 然 黄 珊 陈 思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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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quo;后来队长写信将此事告诉了知青们,大家震惊又愧疚,派了两个代表专程回山村。知青代表在小窝前埋葬它的地方立一石碑,上书义犬阿黄四字。

采访日期:2016年6月6日

在我的记忆里,八岁那年发生了很多大事。决定养一条狗,在当时也是一件顶大的事情。爸妈常年在外打工,要说服脾气不好的奶奶多养条狗,是一项很难的工程。

北京朋友一边说,一边眼中满噙泪水,几乎是哽咽着讲完这个故事。

采访地点:中央党校电视台演播室

为了养这条狗,我苦恼撒泼在奶奶身边闹了好久,她终于答应让我领养一条土狗。

那一晚,席间人默默听着,后来都喝得酩酊大醉为那只狗,也为那段各自心中难以忘怀的岁月。

上篇

奶奶去别家抓狗的那天下着雨,我放了学守在家门口,一直巴巴地等着她回来。等天都黑透了,奶奶终于出现了,她一手撑着大伞,一只手提着竹篮,竹篮上面遮着一块红布,已经沾了不少水珠,有一个黄黄的小脑袋一下又一下撑起红布,小心翼翼地打量着周围的环境。

采访组:戴明同志,您好!1969年,您与习近平一起到陕北的梁家河村插队。请您讲一讲当年知青插队的背景和选择到陕北去的原因。

“奶奶这是我的小狗吗?”我惊喜地叫起来。

戴明:知青插队的背景,简单来说,就是席卷全国的“上山下乡”运动。我们当时都在学校上学,毛主席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这个号召一发出,每一个人都必须积极响应。实际上,我们当时也谈不到“想去”或者是“不想去”,这就像是一场巨大风暴,把我们都卷到里面了。如果我们不响应号召,那肯定不行。如果不走,居委会的老太太、学校的老师、革委会的工作人员,就会天天找上门来谈话,动员我们下乡插队。

“嗯,你大舅家的狗刚剩下的崽,还不满一个月呢。”奶奶收了伞,把竹篮放在地上不急不缓地说。

根据国家安排,我们那一批知青,插队的目的地主要是山西和陕西。我问我父亲是去山西好,还是去陕西好?我父亲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是陕西好!陕北可富裕了,条件很好。婆姨都不上山劳动。”我父亲之所以有这样的印象,就是因为他们在陕北工作的时候,当地有一个持续了多年的大生产运动,农业各方面发展得很好。而且,当时南泥湾留给我父亲的印象非常深刻。就像那首民歌里唱的“南泥湾,好地方,好地呀方,好地方来好风光……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所以,他对我说:“你肯定要去陕北。”

“奶奶,我们给它取个名字吧!”

那一年,我不到17岁,近平不到16岁。因为近平早上一年学,所以他是我们几个北京知青当中年纪最小的。

我迫不及待的抱起它,它软软的小身躯温顺地窝在我的怀里,半眯着眼倒像走了太久的路,犯困了。

采访组:你们从北京出发赶赴陕西,已经是四十多年前的往事了。您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吗?

“就叫阿黄吧,土名,好养活。”

戴明:还有些印象,一些细节还记得挺清楚。我们是1月13日出发的。近平和我们几个都到了北京站,当时一看,好家伙!人山人海,挤都挤不动。有知青,有来送行的家人,还有维持秩序的警察、军人、车站工作人员,整个站台挤满了人。当时,我的父母都去送我了,但因为人太多,他们没能挤到前面去。

我欢呼雀跃起来:“阿黄,阿黄,以后你就跟着我,我们一起作伴咯!”

我们乘坐的“知青专列”能容纳一千多人。车停在那里等待出发的时候,我们心情还是很好的。有这么多人送我们,场面这么隆重,有点儿像去当兵的感觉,觉得还挺光荣的。可列车一开动,车上车下就是一片哭声了,不光女知青哭,男知青也哭。因为毕竟都是些十几岁的孩子,大多都没怎么单独离家出过远门。

在那个父母不在家,又没有玩伴的年纪里,拥有一条狗已经是莫大的幸福了。即使,它不能开口说话,但只要它能听你讲话,就已经心满意足了吧。

多年以后,近平曾在一次访谈中回忆起当时出发的情景。他说:“在去延安的专列上,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69年的1月份,全部都哭啊,那整个专列上没有不哭的。就是我在笑。当时车底下我的亲属都说,你怎么还在笑啊?我说我不走才得哭啊,我不走在这儿有命没命我都不知道了,我走这不是好事吗?我哭什么呢?他们听后就破涕为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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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专列”从北京出发,经过河南,过黄河大桥,沿着陇海线,一路到了西安。没换车,火车又开到了铜川。抵达铜川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

至此我八岁往后的好几年里,有了一个陪我说话的新朋友“阿黄”。

第二天很早就起床,吃过馒头、咸菜,之后就准备出发了。出发的时候,天已经亮了。一两百辆大卡车来接我们,那个卡车还不错,上面加了一个篷子遮风挡雨。我们把行李卷、箱子都放在车斗里面,人都坐在行李上,一辆卡车能坐二十几个人。

起初唤它的时候没有反应,时间久了,它就懂了。熟悉以后你再唤它,它便摇头晃尾的向你奔来,围着你转圈,直到你伸手摸摸它,它才安静下来。

近平和我上了一辆卡车。我们上车的时候,看到当时的情景壮观得很:前面出发的车在环山路上排成了长龙,黄土滚滚,铺天盖地。当时看到那个情景,我们都很兴奋。等到上车走了半天,冻了一路,吃了一路的土,我们也就不兴奋了。

我突然发现,狗对主人的喜欢是藏不住的。它看你时的眼神,见到你时的动作,更像是一个久别重逢的朋友,每次都充满期盼与热情。

就这样,一路颠簸到了延安。下车的时候,我们身上全都是土,变成一个个“土人”了。天已经黑了,我们住在一个学校里。经过一天的颠簸,知青们非常疲惫,有人就把桌子一拼,躺在桌子上很快就都睡了。我睡不着,就找了几个人出去溜达。那时延安城特别小,我们转了半个小时就转完了。延安当时最高的一个楼就是新华书店,是个二层楼房。整个延安黑咕隆咚的,只有长途汽车站前面有一个路灯,寒风一吹,灯罩“啪啦啪啦”地响,灯光一闪一闪的。当时我的心情简直没法描述——“原来这就是延安”,心里凉了半截。

阿黄在一段时间里,撕咬过一些家里的东西,奶奶说它正在长牙,牙根痒。但是尽管如此,阿黄还是因为咬破东西,被奶奶打过好几次。

接下来的一天,我们继续坐卡车,从延安到延川200里地,当时那个路非常难走,全都是盘山路,在塬上绕来绕去,走了很长时间。遇到比较好走的路,车一开快了,又很冷,黄土一直不停地从缝隙里灌进来。我们就把口罩、棉帽子都“武装”上了,有什么都往身上裹。

那天放学回家,阿黄没有出来迎接我,它有气无力地待在窝里,睁着眼望着我。

从这里开始,我们就发现原来的大卡车长龙变得稀稀拉拉,车越来越少了。每到一个地方,就有一些车停下,一部分知青就到站了。我们的心情也越来越低落,怎么越走车越少?我们怎么还不到地方呢?我们见到荒凉的黄土高原,以为快到目的地了,没想到走了那么久,还有更荒凉更贫穷的地方,当时真是感觉走到了世界的尽头。但车还是一个劲儿地往前开,最后满眼都是黄土飞扬,卡车只剩下几辆,我们的心情越来越绝望了。

“阿黄,我回来了,你怎么不出来?”

近平一路上都没怎么说话,我们的话也渐渐少了,一是疲劳,二是忐忑,我们都蔫了。车还在一直不停地往前开,总也不到地方。车上有个知青沉不住气了,就拍着车厢对司机喊:“师傅,你是不是走错了?”司机说:“这条路我走了多少次,走不错的!”

“这畜生把李奶奶家的小鸡给咬了,这次非宰了它不可。”奶奶敲着筷子沉着脸。

我们终于到了文安驿公社。下车的时候,发现同行的卡车已经所剩无几了。一下车,公社就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本《毛主席语录》,一条白毛巾。

“呜呜呜呜……”

吃过饭,各个生产队的人都已经在公社大院里等着我们了,负责人一念名单:某某某,哪个生产队的,跟各村的人对号入座。梁家河来的人帮我们背上行李,领着我们就走了。

阿黄在窝里呜咽,几次挣扎着站不起来,我才发现阿黄的腿上正留着血。

梁家河的老乡推来了一辆平板车,给我们拉大件行李。其他十几个人,把我们的行李背上。村里的老乡对我们可好了,什么都不让我们拿,行李都是他们背。我们就拎点小件,有的连小件都没拎。

那是第一次,八岁的我因为“朋友”感到伤心却无能为力,我不能把它定义为畜生,它是我童年里为数不多的好朋友。

我拿的行李是我用票买的一个很大的三合板箱子,我把被褥、随身物品全都装到里面了,箱子很沉。村上最壮的一个劳力——一个名叫“会儿”的小伙子,把我那个箱子用绳子捆起来背在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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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路往梁家河走。梁家河在一条很深的山沟里面,山沟窄的地方,那架平板车勉强能通过。终于到了梁家河,“会儿”已经累得不行了,我去拎我的箱子,他跟我说:“这是你的箱子呀?差点没把我腰背断了!”

狗是通人性的。

现在你要是从北京去延安,坐高铁就几个小时,当天就能到。坐飞机当然就更快,一个多小时就到延安了。从延安开车到梁家河只要一个多小时也就到了。

太阳一落山,它就会出现在我的校门口,蹲在小卖部的门口等我放学。小卖部的叔叔经常会给它一些吃食,但是它不吃。因为我告诫过它:乡下人喜欢吃狗,你有许多同伴都死于嘴馋,你要忍住。

采访组:你们到了梁家河以后,生活是如何安顿下来的?又是如何适应的?

它听懂了我的话,忍住了许多诱惑,真的比一些人都要厉害。

戴明:到了村里,我们十五个知青就分组了,其中九个知青分到一队,也叫“前队”。近平和我们五个人,分到二队,也叫“后队”。他们前队有几个女生,都在一起。我们后队六个男生,没有女的。梁家河的生产队长就觉得,男女比例不均衡,人数也不均衡,想重新分配一下。

小卖部的叔叔经常指着我的狗对我说:“你的狗真乖巧,来了别的地方也不去,给的东西也不吃,就待在这里,巴望着等你回来。”

我们嫌和女生在一起麻烦,就跟他说:“没关系,我们不要女的!”

但并不是阿黄每次来接我都会很顺利。有一次放学,我被班里的几个同学围堵住,要我交出身上的零花钱,我不给,她们便上来抓住我。这时,阿黄冲进来,竖起全身的毛对着她们大叫,吓得她们哭起来。

队长说:“你们不要女的,谁给你们做饭?”

事后对方告到家中,阿黄又挨了奶奶一顿揍。

我们就说:“队里给我们派个做饭的嘛!”

后来,奶奶再也不准阿黄“护送”我上下学了,它只能静静地站在家门口地道厂上目送我离去,在太阳落山时静候我归来。

队长说:“做饭的工分谁给?”

它成了路口,一个久等我归家的朋友;它等过了一个又一个傍晚,等过一轮又一轮春夏秋冬;向阳而坐的一条狗,等着它唯一的朋友。

我们就说:“你们队里给出工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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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长也不跟我们计较,就应下了。就这样,我们后队的六个“和尚”住到了梁家河团支部书记张太平家里。张太平人很聪明,有文化,而且能说能干,所以村里让他当我们的房东,这样跟我们这些北京知青更好交流和相处。后来也确实是这样,太平就住在我们隔壁窑洞。他没事就跑过来跟我们聊天,也给我们讲团的知识。

狗是忠诚的。

但是,光明白道理,光有知识也不行,我们还是要面临生活中实际的困难。

村里家家都养春蚕,他们说用野毛草扎的蚕山容易成茧,茧子又大又厚实,能卖个好价钱。找毛草也是有讲究的,太短的不要,太稀的不要,必须要找又长又密的,割下来才行。

近平以前提到的过“跳蚤关”,这对我们知青来说,确实是非常难忘的记忆。陕北那个地方,像猫啊,狗啊,猪啊,这些动物身上都有跳蚤,它们没事都喜欢往窑洞里面跑,这样就把跳蚤传染给了人,人和人之间又互相传染。我们六个人在一个炕上睡,只要其中一个人身上有跳蚤,其他五个人也不能幸免。有时候我们生产队开会,甚至一个大队的几十个人都挤到一个窑洞里,实在挤不下,门口外面再坐几个。人挤人,人挨人,跳蚤和虱子肯定是要传染上的。

于是,我和阿黄担负起了找毛草的重任。我骑车,阿黄跟我着我跑,我找到了一处,便让阿黄留守看住,我去找爷爷。时常,阿黄一进去便没了身影,我叫唤两声,它听见声音又甩着尾巴出来。

跳蚤一咬,身上就起包,痒起来非常难受,抓来抓去的,皮肤就抓破了。但到后来,我们就习惯了,也学会了防治跳蚤的办法:烧一大锅水,把衣服烫一烫,衣服里面的跳蚤就都杀死了。

狗从来都是懂人的,它温顺听话,显出自己的忠诚来,好让人能放心。

一开始,上厕所我们也不习惯。当地的厕所,就是在窑洞外面找个角落挖个坑,四周一挡,就是厕所了。厕所又脏又臭,冬天蹲在那里,寒风吹得人浑身哆嗦;夏天,蚊蝇到处都是,所以我们在那里,都养成了快速上厕所的习惯,方便完了就赶紧从厕所里逃出来。像我们现在这样,坐在家里卫生间的马桶上看书、玩手机,一坐就是半个小时,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在陕北农村,洗澡也比较困难。淋浴当然没有。冬天,我们就只好烧点热水,拿毛巾往身上擦一擦。天气转暖之后,我们六个人一起到沟里的水井旁边去洗澡,这样就省得把水担回来洗了。担水要走十几分钟,我们刚来,还不怎么会挑水,为了图方便,就到那口井旁边冲凉了。虽然穿着游泳裤,但是村里人笑话我们,说大小伙子还光腚,以后我们就再不好意思那么洗了。

十五岁那年,我念初二,阿黄七岁。

对于吃的东西,我们也很不习惯。不过,我们刚去的头两天,各自到老乡家吃派饭,伙食还可以。我们给老乡支付四两粮票和两毛钱,老乡尽量给做好的,把家里平时舍不得吃的都给我们做上。有玉米面馍馍,有豆面馍馍,这就已经是当时最好最有营养的食物了。老乡家里的小孩都看着我们吃,很眼馋。当然,这和我们之前在北京吃的伙食比起来差太多了。

奶奶说人逢七是一个坎,狗逢七也是一个坎,在狗的世界里,七岁已经步入了暮年。这我能感受的出来,因为我阿黄已经啃不动老骨头了,有太阳的天气也懒懒的待在窝里,也不再愿意活动。

后来,我们在自己的灶上吃,伙食就更差了。当时我们十六七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每天吃野菜团子、黑米糊糊、玉米糁子这些非常粗糙和难以下咽的粮食。有时候,我们能吃上小米饭,这就算是最有营养的了。但小米饭太干了,感觉没法吃,一嚼起来满嘴窜,咽不下去。我们经常吃不饱肚子,晚上睡觉的时候,躺在炕上,我们就聊吃的,越聊越饿。

但它依旧每日趴在路口等我,我回家停好车,再看它慢慢往家走。

到了春节,生产队为了欢迎我们,特意弄了几桌好吃的,并且让全村人都来吃。那顿饭真不错:有八大碗,有各种菜,还有炸酥鸡。那顿饭吃的香得不得了,我们都惊叹:陕北咋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

夕阳下,一条狗。

正月十五过完了,整个村子里大部分人都走了,梁家河就剩下一些老弱病残。我们当时还奇怪,人都哪里去了?很快,我们就知道了:大部分人都出去要饭了,从这里走到铜川、西安,沿路乞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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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了解这个情况后,非常震惊,心里也很不是滋味。梁家河的老乡,自己肚子都吃不饱,甚至还出去要饭,却没有亏待我们知青。这些事情,加强了我们对这片土地的了解,增进了我们对父老乡亲们的感情,更促使我们进一步认识社会的现状,加深了我们对这个国家的认识。

那次回家,屋里屋外都没见到它,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石春阳的父亲给我们做了一段时间饭后,我们就开始自己做饭了。我们知青有国家补助粮,每个月四十四斤原粮,其中有玉米、小米。我们把玉米磨成玉米碴子煮着吃,有时柴烧光了,玉米碴子还没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得吃夹生的。没有菜,大家就让我去跟老乡要点酸菜,我就硬着头皮去要。因为陕北很缺菜,老乡也很困难,他们的酸菜都很少,但是我们知青去要,他们还是会给一些,有时候能给一小碗。我把那一小碗酸菜端回来,我们六个人一人分一点,就着半生不熟的玉米碴子吃,勉强把肚子糊弄饱。

“奶奶,阿黄去哪里了,你有看到吗?”

近平后来在访谈中回忆起酸菜,他说:“长时间吃不到酸菜,还挺想。”这就是那个时候留给我们的特殊记忆,因为那种条件下能吃到一口酸菜,已经是非常幸福的事了。

奶奶佝偻着背,正在厨房里煮饭。

玉米碴子经常煮不熟,是因为柴禾不够烧。打柴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难题。老乡有时候到山崖边上,冒着生命危险去砍那种硬邦邦的酸枣刺。老乡能上去,我们却上不去,即使上去了,也对付不了那种到处是刺的灌木。这种柴很好,耐烧,不需要烧太多就能把一锅饭做熟了。我们只能到山上去搂茅草,一搂就是一大捧,看着挺多的,回去填到灶台里,一点火,那火“呼隆隆”地响,几分钟就烧没了,结果锅还没烧热,茅草已经烧光了。我们一看,这不行啊,今天没烧的了,做不成饭就要挨饿了,于是就六个人一起去打柴。结果,我们六个人打来的柴还不够做一顿饭用的。因为山上确实没有柴,都是那种很细的灌木或者茅草。

“早上你走后,我就看到它出去了,中午也没有回来吃饭,下午你爷爷已经出去找过一回了。”

有一天早上,我们不起床了。队长来问我们:“为啥都在这儿躺着不起来?”我们说:“我们是饿得起不来炕了。”队长问:“那你们怎么不做饭吃?”我们说:“因为没柴烧。”队长说:“这可得想个办法,别把娃饿坏了。”于是他就批准我们去用大队冬天储存下来的玉米秸,那个很好烧。这些玉米秸可是起了很大作用,我们一没有柴禾了就到那儿抱,解决了烧柴的难题。

“都去找过了吗,它常去的地方都去找过了吗?”“嗯,你爷爷都去找过了,都没有看到!”

在那个时候,我们更深刻地了解到:陕北很苦,延安更苦,延川极苦,梁家河最苦。

“奶奶,我要再去找一遍。”

下篇

“你站住,你爷爷都去找过一遍了,今晚不回来,等明天早上让你爷爷再去找一遍,现在天都黑了,你出去干什么。”

采访组:知识青年下乡以后的主要任务就是和社员一起劳动,对于当年的辛苦劳动,您还有哪些记忆?

入夜,只要有一丝丝的响声,我都盼望是阿黄回家的声音。天空微凉,它的窝仍然空着,我便央求爷爷再出去找。

戴明:我们之前在北京上学的时候,学校一般都有学农课程,虽然强度没那么大,但是基本农具我们都认识,大部分也都会用。但到了陕北农村,他们有些独特的农具,我们北京的孩子就没见过。像一般平原地区的农村,翻地和刨土,用的都是镐。陕北因为经常开垦山坡地,有一种“老
”,比普通 头要宽很多。劳动力越强的人,用的
头口越宽,受力面积越大,翻出的土越多,但是所耗费的力气也就越大。

吃早饭的时候,大伯背着背篓出现了,她的背篓是闭着眼的阿黄,已经没有呼吸了。

陕北的扁担,跟我们以前见过的也不一样。陕北的木材很少,扁担这种必需的农具一旦折断了,就损失了一根好木头。于是,老乡往往就会在扁担中间增加一根木头,起到加固的作用。这样的扁担就更沉。

大伯说:“我在东边张大婶的那片竹林里发现了,看见它的时候已经没有呼吸了。”

陕北还有一种脱粒的连枷,这种农具其他地方也有,但我们在北京学农的时候没有接触过。使用的时候,人把连枷悠起来,借着惯性打粮食,这样粮食和外皮就分离开了。在这里,婆姨用它来打麦子比较多。她们打麦子时,排成队,动作一致,一排连枷同时打下来,非常整齐,打谷场上尘土飞扬,热火朝天。我们这些知青就感叹,怎么没有一个舞蹈艺术家来表现这个劳动场景呢?等我们和别人一起排队打谷的时候,才知道这个活儿实际上非常辛苦。我们要努力跟别人保持一致,否则就把一队人的速度给拖慢了。

我定在那里,望着背篓里的阿黄,久久才吐出一口气来,泪水溢满了我的眼眶,奶奶好像上来扶住我:“孩子……”

从适应农具到逐渐加大劳动强度,干农活确实算是一个挺难过的“关”。对于我们这些十七八岁的大孩子来说,尚且不容易,对十五六岁的近平,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那天,我没有去上学,奶奶向学校请了假,说我不舒服。书里说:狗是知道自己能活多久的,它不会死在你的跟前,它会找一个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安静的离去,为的是不让主人伤心。

一开始,我们都是费尽了力气,活儿仍干不好,但是社员们却能做得又快又好。因为他们对这些劳动已经非常熟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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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干活不行,但这里的老乡很淳朴,对我们这些城里的娃娃都很好。我们中午在地头吃饭,送来的饭,几口就吃光了。老乡很关心我们,就问:“吃饱了吗?”我们知青就说:“差不多吧!”老乡就拿出红薯干来分给我们,说:“没吃饱就再垫吧垫吧。”我们确实没吃饱,接过来就吃,一边吃一边问:“我们吃了你的,你怎么办?”老乡就说:“狗吃了!狗吃了!”我们面面相觑,不知道啥意思,有的知青就开玩笑说:“那是骂你们呢,说你们是狗!”后来我们才知道,梁家河方言中“狗”和“够”的发音非常接近,老乡其实是说自己“够吃了”。我们知青就和老乡们一起哄堂大笑。

至今,它离开我已经十年。然而,我再没有养狗的计划。

打坝中间休息的时候,农村的青壮劳力就和我们知青摔跤。近平也经常摔跤,他跟村里很多年轻人都摔过跤。我们北京青年个头大,身体上占优势,而农村青年力气大,经验丰富,所以我们之间互有胜负。那段时间,通过一起劳动,一起玩耍,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洽。

一条乡下的土狗,它时常被打被骂被人驱赶。它的生活并不精致,没有高大上的狗窝,也没有华丽的狗服,比不得城市里时常被人抱在怀里的名犬。

老乡们知道我们不会干农活,但只要努力干活,他们都非常鼓励。劳动的时候,只要你能努力跟上他们的节奏,他们就会说:“好后生!今天到我家吃饭去!”有一天,我干得不错,“会儿”的父亲就跟我说:“戴明,今天到我家吃饭去!”

但是,它却用一条土狗的方式温暖了我七年,用它的忠诚和爱给了我的欢乐。

采访组:您能讲一些生活细节和有趣的事情吗?

如果你有只宠物,你是幸福的,因为它们会成为你最忠实的朋友。杰佛瑞麦森说过:狗若爱你,就会永远爱你,不论你做了什么事,发生什么事,经历了多少时光。

戴明:我们刚到梁家河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就是闹洞房。

狗唯一的缺点就是:它们的生命太短。

我们在张太平家住了不久,他就娶媳妇了。他家里办喜事,村里人都来祝贺。当时因为生活贫困,婚礼也没有现在这么热闹。村里人到张太平家吃完、喝完、祝贺完就都走了。

文/毛毛虫小姐

我们以为热闹就这样过去了呢,结果村里的一个叫“石头”的小伙子到我们窑洞来,跟我们说:“晚上还要闹洞房咧!”

一个人能行走的范围,就是她的世界。

我们就问:“咋闹洞房啊?”

石头说:“晚上要到他们新房去‘听房’,听他们夫妻俩说什么悄悄话。他们被搅得烦了,就要给听房的人好吃的,就这样闹。”

我们当时合计着,晚上要是不困,我们也去闹一闹洞房,要是睡着了也就算了。结果,到了晚上,村里人都来闹洞房了,他们在太平的窑洞外面抠窗户纸,“呲啦”一下,把窗户纸抠一个大洞,太平就在窑洞里面喊:“谁呀!谁呀!”外面的人们就嘻嘻哈哈地笑,起哄。我们就住在旁边窑洞,这些闹洞房的吵得我们睡不着。杨京生就怂恿我们说:“你们也去闹洞房吧!给东西吃呢!”我们半夜正好肚子饿,一想起有吃的,就有点兴奋了,说:“那得去试试。”结果我们出了自己的窑洞,到隔壁一看,张太平那个窑洞的窗户纸全都是大窟窿小眼,都快撕完了。张太平没办法,翻出一个蚊帐来挡住窗户。窑洞里面黑乎乎的,连个煤油灯都没有。我们在窑洞外面跟着起了一会儿哄,也没要到吃的,就算是闹过洞房了。

还有一件事,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刻。我们刚到梁家河的时候,生产队跟我们商量:你们对干农活毕竟不熟练,但是无论干得怎么样,只要努力干了,不看结果,每个人都给你们8分。

当时,村里的婆姨平均给8.5分,我们比婆姨都低,就不服气,去找队长据理力争:“毕竟我们都是大小伙子,技术虽然不行,但力气还是有的,比婆姨都低0.5分,实在没法接受!”队长很好说话,就说:“那好,你们也是8.5分。”

但我们每天实际拿到手的,还只是6.5分。不过,这就不能怪队长了,只能怪我们自己懒。每天的8.5分里面,早工占了2分。但早工的时间实在太早了,每天凌晨四点就要上工,那个时候我们都起不来炕。

但我们还是想挣这两个工分,队长就说:“你们又不出早工,这两个工分咋能给你们嘛?”

我就说:“你又不叫我们,以后早上你叫我们去上工,我们要挣工分。”

队长说:“那好,明天就叫你们。”我们在北京上学时,即使家住得远,早上也就是六点半起床,住得近的,七点起床,基本上睡眠都够。这一下四点钟起床,我们实在适应不了。当时是冬天,本来就睡不醒,四点多钟,天还是黑的,天上星星月亮还都有呢。

采访组:队长来叫你们上早工了吗?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戴明:第二天早上,队长就来叫我们了,他和我们窑洞隔着一条河沟,要是绕过河沟走过来,路很远,要很长时间。于是,就站河沟对岸朝我们窑洞喊:

“京生儿——喔——”

“戴明儿——喔——”陕北的这种地貌,黄土高原,经流水冲击,河沟纵横交错,所以人们经常隔着一段距离喊话。喊话的时候,乡亲们会带儿化音,会用高音,又会拉长音,所以显得嗓音很嘹亮。陕北的信天游,大概就是脱胎于此。而且,他们在长音后面还会加上一声“喔——”,就更有穿透力了。

但是,队长喊了一阵子,我们的窑洞里没有反应。当时我们睡得都正香呢。隔了一小会儿,队长又喊:

“近平儿——喔——”

“燕生儿——喔——”喊完了,队长站在那儿愣了一会儿,我们窑洞里还是没反应。队长又喊:

“家宁儿——喔——”

“平生儿——喔——”“……”

队长憋足了劲,把我们六个人的名字挨个儿喊了一遍,声音非常嘹亮,穿透力很强,我正在做梦呢,就被喊醒了。

我睁开眼睛,一片漆黑,我说:“哎呀,什么动静?”近平也醒了,他说:“好像是队长喊。”我说:“这是叫咱们起床呢?”王燕生说:“几点了?”

杨京生说:“三点多。”我说:“睡睡睡!不理他!”

我们就继续躺下睡了,队长还在沟对岸扯着嗓子轮流喊我们的名字,我们就用棉被继续蒙头大睡。

等白天上工的时候,我们见到了队长,队长一脸铁青。我就故意说:“哎!队长,你怎么不喊我们?早工误下了吧!”

队长用沙哑的嗓音气愤地说:“还说没喊你们?我都快喊岔气了。”

这位队长对我们知青非常好,带我们劳动,教我们生产技术,也对我们的生活非常关心,可惜他早已经去世了。后来,我们这几位知青互相联系,回忆起这件事,在哈哈大笑的同时,也感慨当年我们的少不更事,以及梁家河的乡亲们对我们这些北京娃娃的诚恳和宽厚。

还有一次,我们从住的地方上山,翻一个大梁,再下一个沟,到了依洛河村。这个村的知青有十几个,因为男女比例差不多,就成两个队。一个队全都是女生,都是学校合唱队的;另一个队都是男生,都不会唱歌。每天晚上,依洛河的女生就唱歌,唱得很好听,住在对面的男生就不服,就和他们对唱。可是这些男生什么歌都不会唱,就会唱《两只老虎》——“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无论那些女生唱什么,他们都用这首歌应对。那些女生平时遇到他们,就开玩笑损他们说:“你们这些土包子!不会唱歌,就会唱《两只老虎》。以后不要跟我们对歌了!”

那天,我们六个全体出动,就去支援这些男知青了。近平平时不怎么唱歌,但是那天也和我们一起唱,他嗓门也挺大。我们上来就唱了一首《山楂树》,把对面的女生给震住了。她们奇怪,这些男生怎么突然变厉害了?于是,她们就拿出真功夫,唱了一首二重唱,非常好听。这一下,又把我们盖过去了。我说:“别慌,我带着《外国民歌200首》呢!”我把那本书就交给依洛河的男生了,我说:“你们学习一下吧!你们识谱吗?”他们说:“哎呀,这个可是宝贝!我们识谱!识谱!”这本书,我们经常翻,所以那里面有几首歌我们非常熟。就这样,我们那天晚上连续唱了《灯光》《红河谷》《小路》《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我们甩开大粗嗓子“吼歌”,但是基本上也不跑调。就这样,一直唱到对面的女生没动静了,也不知她们是惊呆了还是睡着了。

采访组:下面请您具体谈谈对当年的习近平有什么印象?

戴明:当时插队的时候,近平这个人比较沉稳,抗压能力比较强。这个抗压,指的可不仅是生活上、体力上的压力,更是心理上所要经受的巨大压力。

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同志受迫害、受批斗,被下放到河南,母亲当时也过着受审查的生活;而近平本人,成分是“黑帮子弟”,这样一来,我们知青的两大出路——征兵、招工,对他来说都几乎不可能实现。所以,他要承受着比我们几个都大得多的心理压力,也面临着比我们几个大得多的困难。

我们家里给我们寄东西、寄钱,而近平家里因为这种情况,明显对他的“支援”就比较少。但是,近平这个人不愿意对我们说他自己的一些困难,也从来不跟我们诉苦,更不抱怨什么,而是把这些事情都藏在心里不说,由此可以看得出来,近平是一个多么坚强的人,他从不向困难低头。

近平也是一个非常有主心骨的人。他有了想法,有了思路,就一定要仔细研究,一定要把事情做好。后来,他当了梁家河的村支书,带领大家建沼气池,创办铁业社、缝纫社,我一点都不吃惊。因为,我在和他一起生活的时候,就发现他这个人有一股钻劲,有强烈的上进心。

我们有时也去周围几个村的知青窑串门。那时我们闲得无聊,肚子又饿,就经常一起商议到什么地方去蹭饭。我们说:“近平,走啊,咱们去梁家塌吃他们一顿!”但是,近平不去,他就坐在那里看书,他说:“我就不去了,你们弄到吃的,给我带回点来吧。”

近平一方面是不喜欢参与这些事情,另一方面他那段时间“痴迷”在阅读和学习之中。他碰到喜欢看的书,就要把书看完;遇到不懂的事情,就要仔细研究透彻。当时,我并不觉得什么,现在想起来,一个十五六岁的小伙子,同龄人都跑出去玩耍,他还能饿着肚子坐得住,能踏下心来看书、阅读、思考,这确实需要一定的定力,需要有很强的求知欲和上进心。

采访者:请您结合自己的经历,谈一谈梁家河下乡插队那段时间,对你们有什么样的影响?

戴明:人的经历不同,想的东西不同,对人的影响不同,最后所走的道路就会不同。近平在梁家河插队的这七年,给他对社会、对人民的认识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他通过劳动,理解了贫苦劳动人民的生活窘迫状况。那时,农民的希望和诉求,就是吃饱肚子。而农民生活的困苦,我们在北京城里几乎想象不到。如果没有插队这段经历,我们很难看到农村的真实情况,很难认识到农民的生活现实。我在梁家河插队是一年半的时间,而近平待了七年多时间。农村生产队的这段生活经历,对我一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对近平的影响更是可想而知了。

我们知青下乡,开始是听毛主席的号召下去,凭着一腔朴素的阶级感情,凭着对毛主席的热爱,“听毛主席的话”。下去之后就发现,我们必须跟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民融合,我们真的要依靠他们。他们教我们劳动,帮助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如果和老乡建立不好关系,就会生活得很艰难。因此,我们在农村插队期间,就逐渐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意识:要依靠老乡,要与老乡好好相处,要尽心尽力为父老乡亲做事。否则,在农村插队就没有价值,我们的未来也就没有出路。

陕北老乡对近平也非常好。别的地方不接纳他,陕北接纳了他,并且对他没有任何歧视。在近平插队期间,当地的干部和老乡们,一直都在帮近平摆脱这种不利局面,近平也就是在梁家河的这些年,摘掉了“黑帮子弟”的帽子,逐渐发展成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就为他后来入党,当村支书,被清华大学录取,打下了非常重要的基础。可以说,近平和陕北人民之间是一种亲人一般的感情——这么说一点儿都不过分。

在插队期间,老乡对我们进行无私的帮助和教育。反过来看,我们知青也给老乡带去很多有用的东西,我们的书本,我们的科学文化,我们给他们讲的新鲜事物……这对农村面貌的改变,对乡亲们思想意识的转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近平在当梁家河村支书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就让这个贫穷落后的村子面貌有了很大变化。村里人不仅能吃饱穿暖,还可以用沼气做饭和照明,有灌溉井,有铁业社,有缝纫社,有代销点,有磨坊……原来一到青黄不接时就全村出动出去乞讨的贫困村庄,在近平一年多的带领下,变得红红火火,一片生机。所以,近平要离开梁家河返回北京的时候,村里人依依不舍,全村出动去送他。

在梁家河那段艰苦的日子里,近平从来没有放弃过读书和思考。我和近平都看过一部书,是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简编》。书名虽然是“简编”,但实际是厚厚四大本。我和近平都从头到尾认真地读过这部书。对我而言,大概就是读过了,了解了历史,丰富了知识。而对于近平来说,他就会有思考、有借鉴、有批判。可以说,他的执政理念,他的思想,就是在持之以恒的读书生活中积淀下来的。

从实践层面说,近平在梁家河学到了很多,之后他又返回北京到清华大学深造,毕业之后依次在国务院、军队工作了一段时间,又主动回到基层,从县到市到地区到省到中央……几十年这样脚踏实地干下来,从来没有脱离过基层。基层群众想什么,渴望什么,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每一个层次碰到什么困难,需要做什么样的工作来改变现状……这些工作内容比他当初在梁家河所面临的问题要复杂得多,但本质是相同的,那就是:群众需要什么,群众想要怎么办,干部就要带着大家怎么办。近平当选党的总书记以后,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根子就在他对基层群众和基层实际情况的了解上。

经过知青岁月,再苦的日子都不觉得苦了。以后的日子稍微过得好一点,都会觉得很知足。

责任编辑:刘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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