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长时间了,我的心中就装着这三个故事,虽然它们毫无关连,且在时间和地域空间上又相去甚远,但我总想把它们放在一起写出来,尽管我并不知道它们在一起能表达出一种什么样的主题。

前几天我读了一本书,名为《夹边沟记事》,书的名字很不吸引人,如果不是有朋友推荐,估计即使我看到了书名也不会去看。但它真的是一本好书。讲的什么呢?该书讲述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至六十年代初期,在荒无人烟的河西走廊、茫茫戈壁,几千名因言获罪的人们,如何被迫劳教或劳改的故事。文章简介如此覆盖,可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夹边沟,甘肃酒泉附近的一个劳教农场,1957年,近三千名右派关押于此,终日劳作,遭遇大饥荒,粮食短缺,到1960年底,能活下去的人不足一半。

故事一:

一九五七年十月至一九六O年底,夹边沟关押了甘肃省近三千名右派。在天寒地冻的沙漠中,他们与世隔绝,终日劳作,并且经历了罕见的大饥荒,几乎吃尽了荒漠上能吃的和不能吃的所有东西,最后被活活饿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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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甘肃省共揪出右派1.2万多人,其中罪行深重、被开除公职并判以劳教的极右分子约有三千人,先后被送到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的一个叫夹边沟的荒凉之地。

你能想象的到饿死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感受?跳楼死、吃安眠药死、出车祸死等等都不过是瞬间或短时间的过程,而饿死是一个漫长的、人体逐渐衰减的过程。正常人饿一天都受不了,我们可以想象,他们常年处于饥饿状态是怎样的一种煎熬。

《夹边沟记事》是作者杨显惠忠实于历史创作的纪实小说,更是夹边沟幸存者的口述史,但我迫切地希望,这一篇篇饱含血泪的故事只是作者的文学想象,然而,我却不能忽略那一个个真实存在的人。

饥饿使这里的右派们丧失了所有的尊严。他们吃老鼠、烧蜥蜴、煮树叶,他们甚至偷吃活羊的内脏,偷吃拌了农药的麦种。他们一人抓一把麦种塞进嘴里,使劲儿搅动舌头,使得嘴里生出唾液来,把种子上的六六粉洗下来再像鲸鱼吃鱼虾一样,把唾液从牙缝里挤出去,然后嚼碎麦粒咽下去他们的嘴都被农药杀得麻木了。

在夹边沟日子的后半段时间里,每天都有人饿死,因为原本就吃不饱,而粮食竟然一减再减。多数人的状态是已经饿的浮肿,根本不知道自己能够活到哪天。但毕竟没有人会愿意死。为什么不逃跑?一开始大家都盼着平反的那一天,认为政府总会认清事实。而到后来,是真的想跑也没有力气去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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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4月,兰州中医院的右派高吉义被场部派往酒泉拉洋芋,装完货的最后一天,饿极了的右派们知道这个机会千载难逢,便煮熟了一麻袋洋芋,9个人一口气将160斤洋芋统统吃光,都吃得洋芋顶到嗓子眼上了,在地上坐不住了,靠墙坐也坐不住了,一弯腰嗓子眼里的洋芋疙瘩就冒出来,冒出来还吃,站在院子里吃,吃不下去了,还伸着脖子瞪着眼睛用力往下咽。

这种饥饿的状况不是一天两天,而是常年都是这种状态,日积月累,所有人都瘦到皮包骨头的地步。很多人整日只能躺在床上不动,避免不必要的能量流失,连说话都不敢多说。在这种条件下,这里发生了许多我们难以想象的事情。人到了生死关头,以往的认知被颠覆。为了活下去,我们也不知道到底能做出什么样的事情。

杨显惠

返回途中,一名吴姓右派在颠簸之下,活活胀死。高吉义也上吐下泄,和他住在一起来自甘肃省建工局的右派工程师牛天德整个晚上都在照看着他。第二天,高吉义醒来,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年近六旬的牛天德竟然将他的呕吐物和排泄物收集起来,在其中仔细地挑拣洋芋疙瘩吃!

在众多的右派分子中,几乎都是知识分子,都是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教授、校长、官员、工程师、医生,悲哀的是,在这个时候或许真的不如当一名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曾经的一县之长偷吃马饲料、动物的骨头烤出沫刮着吃、活人吃死人。而在这许多个故事中,令我印象最深的是下面这个事件(承受能力不强的人不要看):

《上海女人》里,被关押的右派董建义没能和上海妻子见上最后一面,被草草埋葬在沙滩上,连“屁股蛋子都叫人剜走”了,这是我第一次在书中读到关于人吃人的文字,叙述者就这么说出来了。猪狗尚且不吃同类,在饥饿的夹边沟,人已经“非人”。

1960年9月,夹边沟农场除了三、四百名老弱病残之外,悉数迁往高台县的明水农场。明水农场比夹边沟的条件更为恶劣,一千五百多名右派几乎全是饥饿而死。一位幸存的人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

一九六O年四月,兰州中医院的右派高吉义被场部派往酒泉拉洋芋(土豆),装完货的最后一天,饿极了的右派们知道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们煮熟了一麻袋洋芋,九个人一口气将一百六十斤洋芋统统吃光,“都吃得洋芋顶到嗓子眼上了,在地上坐不住了,靠墙坐也坐不住了,一弯腰嗓子眼里的洋芋疙瘩就冒出来。冒出来还吃,站在院子里吃。吃不下去了,还伸着脖子瞪着眼睛用力往下咽。”(你一定要想象一下当时的情景)

在《饱食一顿》里,吃同伴的排泄物和呕吐物的画面触目惊心。

ldquo;他们在死前要浮肿,浮肿消下去隔上几天再肿起来,生命就要结束了。这时候的人脸肿得像大南瓜。他们走路时仰着脸,因为眼睛的视线窄得看不清路了,把头抬高一点才能看远。他们摇摆着身体走路,每迈一步需要停顿几秒种,用以积蓄力量保持平衡,再把另一只脚迈出去。他们的嘴肿得往两边咧着,头发都竖了起来,嗓音变了,说话时发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声音,嗷嗷嗷的,由于死亡太多,而且渐渐地连掩埋死者的右派都很难找到了,尸体暴露于荒野,累累白骨绵延两里多路,直到1987年才由酒泉劳改分局派人重新集中埋葬。

返回途中,其中一名右派在颠簸之下,活活撑死。人的胃已经达到了一个极限,已经无法蠕动去消化食物,最后竟被撑死,这对于一个常年挨饿的人或许也是一个好的结果。因为在这之前,饿死的人已经不计其数。

“我站到他的身后了,从他肩头上看过去。他的面前铺着一块方形的蓝色包袱皮,布上均匀地摊晒着一层粘稠的东西。粘稠的
东西已经凝固了,凸起着许多白色的和略带黄色的洋芋疙瘩;有些粘稠物我简直没法形容它的颜色,是褐色的、黄色的和略呈绿色的混合色……我的心一下子揪紧了,天啊,他在自己两年来包裹着几件衣裳当枕头用的蓝地白花的包袱布上晾晒着我昨夜吐出来和排泄出来的污秽物,而他正从那些污秽物里拣着小小的像指头蛋蛋大的洋芋疙瘩往嘴里塞。塞上一两个洋芋蛋蛋之后,他从粘稠物的边缘掰一块已经凝固的粘稠物放进嘴里,如同掰了千层饼的一角,我的心真揪紧了!一刹那间,像是电流击中了我。”

当时有人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中共张掖地委,地委书记是一个坚定的老革命,他训斥说:死几个犯人怕什么,干社会主义哪有不死人的,你尻子松了吗?

归来之后,高吉义也上吐下泄,和他住在一起的来自甘肃省建工局的右派工程师牛天德整个晚上都在照看着他。而第二天,高吉义醒来,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年近六旬的牛天德竟然将他的呕吐物和排泄物收集起来,晒干之后,在其中仔细地挑拣洋芋疙瘩吃!想象一下当时的情景,呕吐物和排泄物、呕吐物和排泄物、呕吐物和排泄物……希望此时你没有在吃东西。

在“我”制止他吃食之后,他竟然不住痛惜,把“我”当成坏人。最后两个人相拥而泣,看到这里我只想大哭一场。

后来,因饥饿而死亡的1500多名右派每人都有一份病例,是他们死亡后由一个专职医生受命编写的,病例上全然不见饥饿二字。

更多的故事大家可以自己去读,我就不再过多描述,我只想说的是,在今天,我们想吃什么就有什么的时代,足不出户就可以交易的时代,我们又有什么不幸福的呢?读过这本书的好处在于,当我们感到生活很艰难的时候,对于生活焦虑的时候,想到夹边沟发生的种种事件,我想我们就会释怀了。又有什么比饿死还要煎熬的呢?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知足。

《李祥年的爱情故事》里,李祥年被定为右派送到夹边沟劳教后,和相恋不久的女友不能见面,千里逃脱出来后却只能匆匆见上一面,却什么也说不出,继续奔逃,直到十九年后方始相会。主人公李祥年缓缓道来,比任何爱情小说都令人痛惜难过。

以上摘自《中外期刊文萃》2004年第21期《尘封40年的夹边沟事件》。

《老子》:“祸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这就是所谓的知足常乐,这并不意味着安于现状,不思进取。老子要告诉我们的是何时该终止自己的欲望,我们只有拥有充足的知识和无比的智慧,把快乐建立在对事物通透的认识和理解上,看透事物发展的规律,明白无穷欲望带来的后果,及时终止自己的欲望而免遭损失和灾难,只有这样才会获得长久的平安富足和快乐(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而不是把快乐定义在所得到和所满足的欲望上。老子真乃大智慧!

《贼骨头》里的俞兆远在农场饥饿成灾的情况下,还保留着耻于偷窃的士大夫精神,然而同屋室友的一个个死去将他灵魂深处的正人君子信条也打死了,他成了彻底的“贼骨头”,只要能吃的东西都偷,拌了农药的麦种不能吃,他把麦种塞进嘴里使劲儿搅动舌头,把种子上的六六粉洗下来,再把唾液从牙缝里挤出去,然后嚼碎麦粒咽下去。屋顶上的羊皮偷下来洗干净,慢慢地用火燎上一整天,将羊皮烤得硬夸夸吃了。直到离开劳教农场,偷吃生粮食的习惯都没改过来,半夜悄悄背着妻子吃上一颗麦粒才能睡着,看完只能一声叹息。

故事二:

我们虽然不能成为老子,但我们可以学习老子的大智慧,看透事物的本质与发展,我们又有什么不快乐的呢?已经关注我的朋友们,你们找到快乐的源泉了吗?

没法相信,原来饿死的人跟冻死的人一样,浑身发抖。

二战期间,当艺术家还戴着钢盔、手持卡宾枪在战场上服役的时候,那时,他们的行为只是忠实地执行法西斯当局所下达的活埋女孩的命令。任务的程序是:坑已经挖好了,然后将女孩推下去,最后用皮靴踏平泥土。我不知道这算不算行为艺术,这个行为的惟一主题就是宣告残忍。但是,孩子走到手持卡宾枪的人面前,平静地说道:叔叔,请不要把我埋得太深,不然我妈妈回来就找不到我了。

没法知道,二十几岁的人说,我活不长了,这是怎样的悲惨。

这个故事出自2008年1月31日《南方周末》梁小斌专栏《苦难,如果仅是为了震撼》一文。故事很短,却在我十分健忘的情况下至今都难以忘怀。因为它把法西斯暴徒的残忍和女孩的天真无邪放在一起来对比,巨大的落差,产生了心灵震撼效应。

到了1960年,夹边沟农场的右派调到高台县明水农场后,粮食更加稀缺,没有房子住,寒冷的西北冬天,只能住在沙窝子和窑洞里,死亡越来越多,最后只能停止劳动,躺着不动减少热量消耗,很多人睡到半夜睡死过去。他们只能自己去挖野菜,捋树叶吃,吃得没营养又干燥,大便排泄不出,只能撅起屁股,互相用勺子抠粪便蛋子。

故事三:

“由于怕冷,那些人把所有的衣裳都穿上了,衬衣,绒衣,棉衣,棉衣外头又套着棉大衣或皮大衣,浮肿的人的眼睛细细的一条缝。胖得睁不开。”

一个美丽的女大学生,因为母亲得了肾病无钱医治,自己又不愿意被人包养或靠出卖身体赚钱,无奈之下,她选择了贩毒。接下来就是被捕、判处死刑。在行刑的那一天,她对行刑的警察说大哥,怎么样才能让我不死呢?我死了,我母亲就列没救了,并且,我今年24岁了,还是个处女。警察行刑后,很是郁闷,被一个狐友带到当地最大的一家歌舞厅,面对舞厅老板带过来一字排开的几十名青春佳丽,那警察一个也没要,只是一个劲儿地喝酒,最后狠狠地冒出一句话来: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那样可人的女孩子了。

这是一段被尘封的历史,夹边沟这个弹丸之地,“缘以沙尘右派骨,微名赢得倍酒泉”,充满饥饿和死亡的苦难之地,作者杨显惠寻找到一百多个幸存者,记录下了这一段血泪史,采访过程中,杨显惠屡屡无法自持,只能请求老人暂时停下来,让他走到院子里,擦一擦眼泪。

警察的狐友后来也因为一起涉及二十公斤的贩毒案,被莫明其妙地列为主犯被判处了死刑,这是他在我去会见的时候,在看守所里隔着铁栏栅讲给我听的故事。他现在虽然已在另外一个世界,可他留下的一串串有趣的故事,我会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一一向朋友们讲述。

看这本书时我几度泪目,想放声大哭却又无所适从,在房间读毕这本书,看着刚点的外卖却难以下咽,那好像是遥远的过去,然而离我们不过六十来年。

三个故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就不要我再续貂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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