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痛缠身的晚年如此纠结透过《告别的仪式》这扇窗,我惊讶地发现:萨特的晚年竟如此纠结——他努力扮演自己的角色,可面对角色中内置的冲突,又感到无所适从。在媒体面前,萨特会装潇洒,表示对自己的一生很满意,感到“幸福”;可在私下场合,他又常呈现出孩子式的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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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娜·德·波伏瓦的一个独特身份是存在主义哲学家、文学家让-保罗·萨特的终身知己。近日,她关于萨特人生最后阶段的回忆录《告别的仪式》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引进,并于2019年9月推出中文版。

击垮萨特的,是不被他重视的肉体——比如视力丧失。

对于经过80年代的人来说,萨特是个迈不过去的名字。萨特的思想如此完美地满足了开放时代的全部需求:迷茫而不失热情,苦闷却不乏行动,忠于自我,却饱含人间情怀。

在扉页上,波伏瓦深情地写道:“写给爱过、爱着和将要爱上萨特的人。”作为最接近萨特,也是对他最重要的女性,波伏瓦依据自己一直以来坚持写的日记,以及从朋友的笔录和口述中收集的各种材料,在《告别的仪式》中详细记录了萨特最后十年的生活,无数巨细靡遗的细节和如同亲临现场的对话,罕见地展现了一个平凡而又不平凡的萨特。

1974年,69岁的萨特已经几乎无法阅读和写作,这让他陷入焦虑中,以至于“平时不爱生气”的他听别人提起看到了什么时,会说:“别显摆您的好眼睛了!”

“人像一粒种子偶然地飘落到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本质可言,只有存在着。要想确立自己的本质,必须通过自己的行动来证明。人不是别的东西,而仅仅是他自己行动的结果。”萨特唤醒了一个漫长的青春期——“我”与“我们”是等价的,生而为人,理应为寻找自我而活着。

在波伏瓦的记录后还附有她与萨特的长篇对谈,萨特借此机会回顾了自己的家庭、童年和求学经历,并且梳理了对文学、哲学、阅读、写作、音乐、绘画、平等、金钱、时间、自由、生命等诸多主题的思考。

黑暗让萨特抑郁,他说:“我觉得生活日复一日,毫无变化……周而复始。”单调是生活的本相,萨特一直用工作来回避它,可衰老将他逼入死角。在《告别的仪式》中,波伏瓦试图呈现一个在自由与代价之间反复摇摆的萨特。

这既是一次重生,也是一次沉沦。因为在赢得生命尊严的同时,“我”还需独自承担起红尘的折磨。当一代人伤痕累累地老去,回望走过的路时,恰好遭遇了这本《告别的仪式》,它由两部分组成:其一讲述了萨特的最后11年;其二是波伏娃与萨特的漫长对话,涉及了创作、生活和政治。

9月28日,上海译文出版社在上海科勒体验中心举办了“在一个物质世界创造人的生活——波伏瓦作品《告别的仪式》分享会”,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闳与张念出席了活动。围绕存在主义、萨特与波伏瓦这一代法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和生活,两位教授与现场读者展开了深入的交流与讨论。

long8网页登录,晚年时萨特患有高血压和糖尿病,医生要他戒酒,但萨特无法控制自己——他几次因醉酒而血压飙升,甚至中风。在旅行中,萨特“趁只有一个人的机会跑到餐车里喝了两小瓶葡萄酒”,波伏瓦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干,萨特的回答是:“这样很爽。”

病痛缠身萨特的晚年如此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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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饮酒让萨特几度口眼歪斜、无法行走,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丧失记忆,说胡话。萨特不得不适当控制饮酒量,只在睡前喝一点威士忌。波伏瓦惊讶地发现,有几天,萨特竟忘了这件事。当她提醒他时,萨特气呼呼地说:“因为我老糊涂了。”

透过《告别的仪式》这扇窗,惊讶地发现:萨特的晚年竟如此纠结,他努力扮演自己的角色,可面对角色中内置的冲突,又感到无所适从。在媒体面前,萨特会装潇洒,表示对自己的一生很满意,感到了“幸福”;可在私下场合,他又常呈现出孩子式的脆弱。

分享会现场 本文图片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提供

萨特并不坚强。在与波伏瓦的对话中,他谈到自己初中时写的小说均以游侠、英雄为题材,可到巴黎上大学后,他突然意识到,在英雄传奇背后,还有更真实的人生,它多元而具体。并不是所有活着,都要以壮烈的毁灭来感染他人;并不是所有人生,都要与崇高建立密切联系。生活并非舞台,无须想象后人正坐在台下,津津有味地等着被我们感动,接受我们的教育。

击垮萨特的,是不被他重视的肉体——比如失明(近乎全盲)。

波伏瓦和萨特引起中国一代青年的惊讶和关注

是的,活着应该追求永恒,但萨特关注的是:这永恒是由“我”来定义,还是由别人定义的。他拒绝强加的永恒,只想独自去探索。永恒无法抽象,它必须具体,必须来自真实的个体感受,“因为它从人的处境、文化和语言出发理解人,而不是将人视为空洞的概念”。

1974年,69岁的萨特几乎已经无法阅读和写作,这让他陷入焦虑中。以至于“平时不爱生气”的他听别人提起看到了什么时,他会说:“别显摆您的好眼睛了!”

分享会开始,两位教授首先回忆了自己接触到波伏瓦的作品与存在主义的经历。张念第一次读到波伏瓦是在19岁,那时的她对世界、婚姻、爱的看法有很多奇思妙想,偶然在书摊上与波伏瓦的《第二性》相遇,她感到非常兴奋:“我觉得我在世界上不孤单了,遇到了一个我的精神伙伴,并且现在我已经到了中年,她依然伴随着我。”在她看来,她与波伏瓦的相遇也是非常存在主义的,她对于张念来说就像一个亲密的对话者。“萨特和波伏瓦对于写作的概念也是这样理解的,我们人类的精神和心灵通过文字这个物质材料而相遇,它是活的,有生命的。对于存在主义者来说,他们的写,他们的思考,他们的爱和恨,尤其是他们那种存在主义者的无畏之勇的精神,幸好得到了文字这样一种物质载体,所才能够穿越时空。我相信波伏瓦不仅仅遇到了我这么一个汉语读者的精神伙伴,她在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精神伙伴。”张念说。

所以萨特如此暧昧:他爱波伏瓦,却拥有一大堆“女朋友”;他在各种声明上签字,却又不肯加入任何组织;他希望摆脱欧洲知识分子的负面传统,以为保持忧伤就算站在无产阶级的一边,所以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可他又不愿留下“选择某种立场”的印象……

黑暗让萨特抑郁,他说:“我觉得生活日复一日,毫无变化……周而复始。”单调是生活的本相,萨特一直在用工作来回避它,可衰老将他逼入死角。在《告别的仪式》中,波伏娃试图呈现出一个在自由与代价之间反复摇摆的萨特。

张闳第一次读到波伏瓦和萨特则比张念早了近十年,当时中国刚刚改革开放。张闳解释说,萨特和波伏瓦对于中国上世纪80年代的青年影响很深,他们不仅仅成为了一代人文学和哲学上的关注对象,他们之间不结婚的终身伴侣关系,也引起了那一代年轻人的惊奇和关注。“他们是完全独立的自我,而且又能够彼此理解和融合。他们相爱,但彼此之间是完全透明的;另一方面萨特说‘他人就是地狱’,我不知道他们自己会有什么样的感觉,我觉得至少是个透明的地狱,是可以彼此观看和彼此关注,可能还彼此相爱的一个地狱。”张闳说。

这种“暧昧战略”的结果未必美好,萨特因此被贴上革命家、犹太复国主义者、激进分子、堕落文人等标签,不论他怎样声明,依然无法消除误会。社会影响力绑架了萨特,以至于他晚年被秘书维克托愚弄。维克托倾向于神秘主义,需要以萨特的名气来兜售自己的私货,他炮制了一篇神奇的与萨特的对话录,萨特居然予以配合。失去工作能力后,萨特意外地发现,访谈使他又成了名人,他以为找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所以沉溺其中。

晚年萨特患有高血压和糖尿病,医生要他戒酒,但萨特无法控制自己——他几次因醉酒而血压飙升,甚至中风。可在旅行中,萨特却“趁只有一个人的机会跑到餐车里喝了两小瓶葡萄酒”,波伏娃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干,萨特的回答是:“这样很爽。”

张闳坦言道,自己现在其实“有点烦”萨特和波伏瓦了。“也许是因为他们的生活跟我们的生活之间构成了某种参照,使得我们不得不接受的生活和他们自由的生活之间有一种反差,再加上萨特在政治判断上跟我的政治理念是不一致的,所以我对萨特有一点敌意。”张闳说,“萨特对一些问题居然有这么愚蠢的判断,那我觉得他的判断力就很可疑,乃至于他的哲学很可疑,我是抱着这样的想法来看《告别的仪式》这本书的,甚至我还想波伏瓦你是他的伴侣,你可能会对他进行一些掩饰。”不过张闳表示,《告别的仪式》在某种程度上纠正了他的偏见。“因为萨特老了,生病了,而且还很痛苦,甚至要死了。当一个存在主义者真正要处理生命存在的问题,他就回到了跟普通人平等的水平上,同等的感受上,而且波伏瓦作为他的一个密友和伴侣,非常近距离、非常亲近地感受他的痛苦。这跟我们每个个体的生命息息相关,因此波伏瓦的笔下披露了一些非常真实细小的细节,甚至是丰富程度远远超过他的哲学的,那种微妙的、甚至为他自己哲学背叛的东西,我看了还是感觉到非常震撼。”张闳说。他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提醒了我们,这个时代当然需要哲学,特别是存在主义这样一种哲学,并且更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对自己生命的关注、思考、反省和深切的体悟。

与大多数现代人一样,萨特也将个人价值定位在未来,这就落入困境中——随着生命老去,未來成了终结的代名词,而当下的意义又是什么?68岁时,萨特反复地说:“我就要满68岁了。”波伏瓦问这有什么可唠叨的,萨特的回答是:“因为我本以为我将要满67岁了!”

过度饮酒让萨特几度口眼歪斜、无法行走,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丧失记忆,开始说胡话,萨特不得不适当控制酒量,只在睡前喝一点威士忌。波伏娃惊讶地发现,有几天,萨特竟忘了这件事,当她提醒他时,萨特气呼呼地说:“因为我老糊涂了。”

对于张念来说,她与萨特和波伏瓦的相遇与时代风潮无关,她将其看作一种纯粹的个体性的遇见。“就像针刺一样,他们俩带领我去穿透某些东西。这样的阅读体验是一种蔓延式的,是从个体生命的核心蔓延出去,然后再去探寻很多可能性的边界。”张念说。

萨特有时会以恶作剧的方式调侃衰老。当朋友亲吻他时,他说:“我不知道您吻的是一座坟墓还是一个活人。”萨特有时称自己为“活死人”。波伏瓦谈起毕加索活了91岁,假使萨特也能如此,那么他还将活24年。萨特的回答是:“24年,那也没有多少啊。”

智慧如萨特,也会被骗子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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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用一种奇怪的方式来对待生命:他不肯放弃吸烟、喝酒等坏习惯,以为这样才是自由的,可他又希望人们祝自己“长寿”。死的欲望与生的欲望如此强烈地缠绕在同一个人的生命中,波伏瓦的解释是:萨特热爱生命,但他更热爱工作,不让任何时间冷场。萨特从青年时就大量使用“科利德兰”,他用透支健康资本的方式为当下赋予意义。所以波伏瓦悲伤地写道:“我已不完全相信这个假设了——在一定程度上,它假定萨特是自己命运的主人。”

萨特并不坚强,在与波伏娃的对话中,他谈到自己初中时写的小说均以游侠、英雄为题材,可到巴黎上大学后,他突然意识到,在英雄传奇背后,还有更真实的人生,它多元而具体。并不是所有活着,都要以壮烈的毁灭来感染他人,并不是所有人生,都要与大词建立密切联系。生活并非舞台,无需想象后人正坐在台下,津津有味地等着被我们感动、接受我们的教育。

张闳

没有人会成为命运的主人,只是有些人会出于自尊,不肯承认这一点。

是的,活着应该追求永恒,但萨特关注的是:这永恒是“我”来定义的,还是别人定义的。他拒绝强加的永恒,只想独自去探索。永恒无法抽象,它必须具体,必须来自真实的个体感受,“因为它从人的处境、文化和语言出发理解人,而不是将人视为空洞的概念”。

萨特与波伏瓦长达半个世纪的开放式关系

弥留之际,已无法睁开眼睛的萨特握着波伏瓦的手,说:“我非常爱您,我亲爱的海狸。”他们一生没有组成正式的家庭,彼此尊重对方的自由。

所以萨特如此暧昧,他爱波伏娃,却拥有一大堆“女朋友”;他在各种声明上签字,却又不肯加入任何组织;萨特希望摆脱欧洲知识分子的负面传统,以为保持忧伤就算站在无产阶级的一边,所以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可他又不愿留下“选择某种立场”的印象……

张念认为,萨特和波伏瓦的写作和学说主要有两个维度,一个维度就是人与自我的关系,这里牵涉到人与亲密伴侣的关系。张念解释道,萨特和波伏瓦在读大学时就已经签订契约,立志反抗婚姻制度。他们认为婚姻制度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而他们想要建立一种开放式的伴侣关系。“我们是伴侣关系,但彼此之间可能跟其他人恋爱,但是其他人恋爱不叫偷情,因为我们俩是坦白的,会向彼此谈论各自的恋爱感受和经历。实际上,他们是需要通过这种训练来建立起人和自我的关系,来克服‘他人即地狱’。”

青春散尽,余温仍在。孤独地走在这个世界上,不被盛名所诱惑,不被各种漂亮的词语所左右,不因人间琐碎的温馨而停留。当他思想时,绝不因现实需要而放弃,绝不因为“我们”而放弃“我”。这样的人生,就是完满吧。可惜很少有人能像萨特这样纯粹,他并非英雄,但他度过了真实的人生。就像波伏瓦写的那样:“他的死却把我们分开了。我死了,我们也不会重聚。事情就是这样。我们曾经在一起融洽地生活了很久,这已经很美好了。”

这种“暧昧战略”的结果未必美好,萨特被贴上革命家、犹太复国主义者、激进分子、堕落文人等标签,不论他怎样声明,依然无法消除误会。社会影响力绑架了萨特,以至于他晚年被秘书维克托愚弄。维克托倾向于神秘主义,需要萨特的名气来兜售自己的私货,他炮制了一篇神奇的与萨特对话录,萨特居然予以配合。失去工作能力后,萨特意外发现,访谈使他又成了名人,他以为找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所以沉溺其中。

关于“他人即地狱”,张念解释说,这句话针对的是理性主义认识论。萨特和波伏瓦生活在西方的理性主义传统下,即眼前的世界必须是清晰确定的、可把握的、可预期的,甚至伦理关系,朋友、亲人,还有爱侣的关系也是清晰的。因为背后有一套伦理秩序来担保我们;然而存在主义者不是这样想的,他们对他人的了解不能经由理性主义的方式,在存在主义者看来,人与人之间的了解是直接的,尤其在亲密关系之中。这就使得人在世界当中的处境带有一种道德的模糊性。“他人即地狱”相当于立下了一个目标,他们要做的是通过实验的方式,在他们的亲密关系里攀援这种模糊性、不可认知性。为此,他们决定从青春期开始,到死都彼此保持坦诚。“我和很多朋友也讨论过亲密关系,因为我们的生命是脆弱的,所以需要安全感,需要一种确定性,认为某种社会赋予这个关系的认知程序可以担保我们的确定性。但存在主义者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只有彼此毫无保留的坦诚才能确保我们的忠贞。的确他们做到了。”张念说。她对萨特和波伏瓦跨越了半个世纪的这一种关系也非常感动。

本书中的一处细节令人垂泪。得知自己可能失明后,萨特开始早起。“接下来的几天,我早晨八点半左右起床时,萨特已在大露台上了,一边吃早饭,一边目光迷离地看着这个世界。”看是如此精彩,但为看而看时,又是如此沉痛。

没有人是命运的主人,包括萨特

而张闳对于这种关系的理解更加残酷一些。他引用萨特在自传式作品《词语》中的名言“言辞不由我们支配,它比我们来得更加狡猾”,表示当人们说彼此坦诚的时候,或者我企图彼此坦诚的时候,我们用语言来做事的时候,充满着欺骗,也充满着误解。“我相信萨特和波伏瓦可能比我们大多数人都做得更好,但语言不是他们两个创造的,语言是一种狡猾的、我们难以把握的事物,当我们企图说出某种东西的时候,它已经在遮蔽那些东西,”张闳说,“我并不是希望大家都对你所爱的人撒谎,而是说我们尽可能地做到坦诚,但也要知道这种坦诚的限度、边界以及它的不可能性。只有我们知道它的不可能性的时候,我们的坦诚才是可能的。否则要么是有意的欺骗,或者陷入到无意的欺骗当中。”

对受萨特影响而发现自我的一代人来说,这本书是一座里程碑。经过漫长的告别仪式,一颗奔腾不息的心已经平静,但“我”依然存在,它正等待着再一次被唤醒。

与大多数现代人一样,萨特也将个人价值定位在未来上,这就落入困境中——随着生命老去,未来成了终结的代名词,则当下的意义又是什么?68岁时,萨特反复地说:“我就要满68岁了。”波伏娃问这有什么可唠叨的,萨特的回答是:“因为我本以为我将要满67岁了!”

张闳认为,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现实,他人才就是我的地狱,因为他人就是我的边界。我们和语词之间,和他人之间并不常常是亲密关系——虽然在萨特和波伏瓦那里常常是——但是它在普通人之间更多的时候是一种敌意,是一种搏斗,是一种彼此的试探和交锋,而这正是我们真实生活、真实世界的残酷性的所在。而认识到这种残酷性,才能知道萨特和波伏瓦做了多么艰难的努力。“这不经常是顺利和成功的,即使是在萨特弥留之际,我们在书中可以看到,虽然波伏瓦有那种感人的、一辈子跟萨特相连,不可分割的一种伴侣情感,但也有觉得不可理喻的、甚至是冷漠、厌倦的一面,虽然她透露得非常少,但依然能感觉出来。”张闳指出,一个敏感的、一个真正直面自己生命本身的人,一开始就能意识到人与人之间有这样一种难以逾越的隔膜。“这种隔离也是存在主义对于人性理解的根本性命题。所以萨特在很多作品中,都不同程度地揭示了这种隔膜和难以穿越的这样一种人之间的屏障,这也是我们存在本身的真相。

萨特有时会用恶作剧的方式调侃衰老,当朋友亲吻他时,他说:“我不知道您吻的是一块坟墓还是一个活人。”萨特有时称自己为“活死人”,当波伏娃谈起毕加索活了91岁,假使萨特也能如此,那么他还将活24年。萨特的回答是:“24年,那也没有多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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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用一种奇怪的方式来对待生命:他不肯放弃吸烟、喝酒等坏习惯,以为这样才是自由的,可他又对朋友说,希望人们祝自己“长寿”。死欲望与生欲望如此强烈地缠绕在同一个人的生命中,波伏娃的解释是:萨特热爱生命,但他更热爱工作,不让任何时间冷场。萨特从青年时就大量使用“科利德兰”(一种兴奋剂),他用透支健康资本的方式,为当下赋予意义。所以波伏娃悲伤地写道:“我已不完全相信这个假设了——一定程度上,它假定萨特是自己的命运的主人。”

张念

没有人会成为命运的主人,只是有些人会出于自尊,不肯承认这一点。

他们是巴黎的叛徒,也是巴黎的灵魂

弥留之际,已无法睁开眼睛的萨特握着波伏娃的手,说:“我非常爱您,我亲爱的海狸(萨特对波伏娃的昵称)。”他们一生没有组成正式的家庭,彼此尊重对方的自由。

而张念由此谈到了存在主义中人与世界的关系。她介绍说,萨特的存在主义的诞生是战争的产物。“萨特当时在战俘营里面,被德军支使来支使去。他发现自己不仅是一个物件,而且是一个卑贱的物件,他体弱、视力又不好,是战俘里最低贱的存在。所以他越发意识到自己的这种垃圾,就写出了《恶心》《墙》这些作品。”张念说。她解释道,鉴于战争经验的影响,加上城市和工业化的影响,存在主义者对外部世界充满敌意,对他们来说这个世界就是死寂的,人与人的相互理解是不可能的,周围仿佛竖起了一道道墙,然而存在主义者认为人的存在就是一种“越狱”的过程。“世界越阴冷,反而越能激起他们的道德勇气,他背后就有一种成为道德英雄的意愿。”张念说。

他并非英雄,但度过了真实的人生

张念进一步阐释说,虽然存在主义者是反资本主义的,但却聚集在资本主义的产物——巴黎这座城市里。因为城市所能提供的不仅仅是物质生活,还有一群陌生人聚集在一起的共同生活。存在主义者很强调行动,强调交流和交谈,并在交流和交谈的这种话语行动拓开了一个空间。“这不是一个现成的物理空间,是不是真的要等到有一个书店,才能聚在一起。存在主义者有一种冲动:即使把所有的空间给我们封闭了,到时候我们就站在街头开读书会,我们需要这个东西,我们聚在一起,我们说话,这是一个我们的共同生活。是因为我们生活、我们言说,才有了一个叫城市的空间。”张念说,“资本主义的本质是变态,存在主义者的回答是我要比你更变态,才可以回击你的变态。”

青春散尽,余温仍在。孤独地走在这个世界上,不被盛名所诱惑,不被各种漂亮的词汇所左右,不因人间琐碎的温馨所停留。当他思想时,绝不因现实需要而放弃,绝不因为“我们”而放弃“我”。这样的人生,就是完满吧。可惜很少有人能像萨特这样纯粹,他并非英雄,但他度过了真实的人生。就像波伏娃写的那样:“他的死却把我们分开了。我死了,我们也不会重聚。事情就是这样。我们曾经在一起融洽地生活了很久,这已经很美好了。”

而张闳感叹说:“巴黎这样的城市、这样的文化塑造了这样的人,虽然他们是巴黎的叛徒,但是只有巴黎这样的城市,才能容纳这样一种反叛者,他们是这个城市的灵魂。”他介绍说,巴黎左岸那边很多咖啡馆都能提供一种存在主义者需要的精神生活,这样的一种生活能为人们的精神和话语留下空间。“虽然萨特在《存在与虚无》里对言谈有一种排斥,他认为不是没有意义谈论的闲话,而是有一些跟我们每个人的感受相关联的散漫的谈论,才使得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成为可能。”张闳说。在他看来,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与1968年“五月风暴”时的一代青年有密切的关系,因为他们的行动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正是因为拥有萨特这样的存在主义哲学家,使得那些看上去好像跟精神性没有关联的日常生活,包括他们的行动,能够成为一种精神性的生活。

本书一处细节令人垂泪。得知自己可能失明后,萨特开始早起。“接下来的几天,我(波伏娃)早晨八点半左右起床时,萨特已在大露台上了,一边吃早饭一边目光迷离地看着这个世界。”看是如此精彩,但为看而看时,又是如此沉痛。

“今天看来,五月风暴不管是从正面还是负面上去评价,1968年的那一代人成为了20世纪人类精神史上的一个分水岭。而且他们的这一成就并不是在书斋里面完成的,而是在街头行动、在咖啡馆、在彼此日常的社会生活,甚至包括他们的恋爱。他们的颓废与堕落赋予了他们生活的意义,这就是存在主义哲学强大之处,它把颓废和无聊也变成了一个哲学概念。”张闳说。

对于受萨特点拨而发现自我的一代人来说,这本书是一座里程碑。经过漫长的告别仪式,一颗奔腾不息的心已经平静,但“我”依然存在,它正等待着再一次被唤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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