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没有逻辑的地方,发生什么悖论都不奇怪。就像没有镜子,脸有多黑,也不自知。逻辑,就是思想和言语的镜子。可惜,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这面镜子。古代没有,现在也没有。所以,错谬就不限于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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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薇微博截图

这就是中国历史的精彩之处——古人,看上去和今人,一样的睿智;今人,实际上和古人,很腐朽。

中国古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农耕文明形成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以父权家长制为核心的宗法等级制度,产生了封建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家作为组成国的最基本的细胞,是国的缩小,有着强烈的政治色彩。而在西方古希腊,海外移民、对外疆域的扩张和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原始氏族社会的血缘关系解体,家的政治组织色彩逐步消失,家族本位开始向转变,家与国逐渐分离。中西方的这种社会政治结构的不同,对中西方法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赵薇微博截图

第一位:水和人性

家族本位:“家族本位”即家族意识,家族或家族集团是由血缘关系、婚姻关系而形成的,因而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赵薇

人性善恶,是所有社会理论的起点。儒学,也不例外。孔孟之儒,是性善一派的;荀子一派,以及其后的法家,是性恶论的。

个人本位:“最早的提倡者是古代希腊的智者派。他们否定一切社会制度的权威,反对社会的束缚,强调个人的自由权利,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主张教育的根本不在于谋求国家的利益和社会的发展,而在于发展人的个性和造就个人,个人价值高于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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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微博上一组人和动物的角色互换的九宫格图片吸引了很多人转发。原本偷猎分子用电锯鲜血淋漓地锯下犀牛角的场景,被画成犀牛用电锯锯下人的鼻子;原本人把狗用链子拴在室外的场面,被画成一个人赤身裸体蹲在窗外、一只狗衣冠楚楚地坐在屋里还喝着咖啡这套极富冲击力的图片也得到了著名演员赵薇的转发。

孟老夫子如何论证人性为善呢?他用了一个极其优美的比喻:人性之善犹如水之就下。都说孟子善辩,他这么一说,儒家信徒都信了。儒家信了,皇帝也就信了;皇帝信了,由不得世世代代的中国人民,也都信了。

那么到底产生了什么影响呢?一起来看看吧!

对此,环球时报发表文章《这个大坑,哪怕赵薇跳了我们也绝不跟着跳!》,其中写道:研究表明,人类本性根本不热爱全人类,也绝不是在这个基础上延伸出对动物的热爱。人类其实是党同伐异的,袒护亲密的人和动物,漠视陌生的人和动物。如果没有理性的指导,动物福利主义只能唤醒人性中的丑恶一面。

人性本善,就像水往下流一样自然。

中国自古乃是“家国同构”一、中国古代社会的“家国同构”

赵薇随后转发并发表不同意见:对于动物来说,人类就是上帝你们发表这种看法我真是瞠目结舌!转发这种微博不是为了提醒人类要成为素食主义者,那是违背弱肉强食的残酷生存法则的,大自然本来就是一个生物链!这个微博只为唤起人类的善念尤其是感恩之心!没有什么是理所应当的,唯有感恩之心让我们得到更多的幸福!

可是,这句话,也可以反着说:人性之恶,犹如水之就下。也无可辩驳。

所谓“家国同构”,是指家庭、家族和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具有共同性,均以血亲——宗法关系来统领,存在着严格的父权家长制。它是在中国伴随着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而产生的,是在夏、商、西周“家国一体”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以下为《这个大坑,哪怕赵薇跳了我们也绝不跟着跳!》全文:

根本在于,水和人性,水的流向和人性,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尤其是中华民族的诞生地黄河流域,乃平原地区,土地肥沃,气候宜人,十分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使中国形成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人们只要在家庭内部分工合作进行生产,就能满足一个家庭生活的需要,因此人们长久以来都过着聚族而居的生活。

最近,微博上一些媒体发了一套人和动物的角色互换的九宫格图片。原本偷猎分子用电锯鲜血淋漓地锯下犀牛角的场景,被画成犀牛用电锯锯下人的鼻子;原本人把狗用链子拴在室外的场面,被画成一个人赤身裸体蹲在窗外、一只狗衣冠楚楚地坐在屋里还喝着咖啡这套极富冲击力的图片吸引了很多人转发,包括著名演员赵薇。

但是,孔孟之道,就是建立在如此类比基础上的,性善就是这么论证的。

黄河流域得天独厚的环境使中国形成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产方式

民国有个学者叫辜鸿铭,曾经替中国传统的纳妾制辩护。有个英国贵妇人问他,为什么一个男人可以娶许多女人,而女人不能有很多男人,辜鸿铭回答说:男人好比是茶壶,女人恰如是茶杯,你见过一把茶壶配四只茶杯,可曾见过一只茶杯配四把茶壶的?
据说此言一出,那位贵妇人便无言以对。

这也是将其排在第一位的原因,所在。儒学在中国的地位,历史上排第一,今天还是第一。但其荒谬,也是第一。如果性善之假设不成立,儒学之大厦还能立得住吗?性善的证明,是不是过于滑稽了?

所以,中国古代奴隶制国家也不是在摧毁旧的血缘氏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是在氏族解体的过程中,氏族首领直接转变为奴隶主贵族,氏族血缘关系在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并未被打破。正如张光直先生所说:“在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转变的阶段,血缘关系不但未被地缘关系所取代。反而是加强了,即亲缘与政治的关系更加紧密的结合起来。”因此,在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过程中,血缘关系并未解体,而是与政治紧密结合形成了宗法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家国一体”的政治结构模式。

辜鸿铭是诡辩高手,把机械类比这种诡辩术用得炉火纯青。本来,男人根本不是茶壶,女人也根本不是茶杯,但一旦你被他的机械类比蛊惑,就掉进了他挖的坑,不太容易出来了。辜鸿铭的茶壶茶杯论当时流传很广,比如陆小曼和徐志摩结婚后,就对徐志摩说,你不是茶壶,而是牙刷,不可公用,只允许我私使。这表面上反驳了辜鸿铭,实际上还在辜氏机械类比的大坑里不能自拔。

第二位:家和国

宗法制度虽在春秋战国时期曾遭到破坏,但经过孔子、孟子等儒家思想家的发展,在社会发展中不断适应新的形势而得到了丰富和完善。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认为,从伦理观念上看,孝是忠的基础,忠是孝的延伸,所以“孝慈则忠”,于是从政治实践上看,“家”是“国”的细胞,君权是父权的放大,所以“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

与此类似,我曾经在网上见过国外有穆斯林这样解释女人为什么应该把全身包得严严实实:女人就像棒棒糖,男人就像苍蝇,棒棒糖不包上纸,就会被苍蝇叮。要反驳这种言论,绝不能顺着他的思路,说什么棒棒糖也可以做得不招虫子,因为这就跳了坑。其实只要简单一句话,既不跳坑,又能干净利落地做出反驳女人不是棒棒糖,男人也不是苍蝇。(如果是我,可能还会再加一句:能做出这种类比,脑子是不是有病?)

家国并提的前提是,家国同构。只有家国同构是成立的,家国并提才是合理的。

孔子提出:从政治实践上看,“家”是“国”的细胞,君权是父权的放大

说回到这套人和动物互换的组图。其实这里也暗藏了一个类比:动物可以和人类比。于是,既然人和人之间应该常常换位思考,那么人和动物之间也应该换位思考。比起什么茶壶茶杯论、棒棒糖包纸论来,这个类比倒不那么浅猥,但可惜的是,只要稍一分析,就会发现它还是很机械。

但是,家国只是相似,而不是相同。类似和类同,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人和大猩猩,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基因序列,是一样的。但是,决定其差异的,就是1%。

孝作为伦理观念是孔子伦理政治学说的一个基本思想,而作为行为规范又是他伦理政治的实践起点。这样,孔子就在旧的同姓血缘基础上的君父一体制崩溃之际,为确立新的非同姓血缘的君父一体制奠定了理论基础。

所谓换位思考,一个换字表明了这本该是个双向的过程,既有甲换为乙替乙思考,又有乙换为甲替甲思考,最后甲和乙还要彼此沟通各自的思考,达成谅解。但是,人可以把自己换到动物的位置上替动物思考,动物能把自己换到人的位置上替人思考,并且和人互换意见吗?当然不能!国内外的动物福利主义者嚷嚷了这么多年动物也有灵,但连一个最基本的事情都没怎么做到,就是让动物明确表达自己的意见。这本来就是强动物所难没有像人那样的智力,怎么可能表达什么意见!

家是自然形成的,不只是人类,绝大多数动物,都是以家为基本单元的。国,则是强制的,没有外在力量约束,国将不国。

在儒家忠孝观的基础上,西汉经学家提出了“家国同构”这一概念。至此,中国古代社会形成了“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结构模式。二、西方古代的“家国异构”

既然如此,动物就不能和人类比,不能和人互换。非要让人和动物单向互换,那岂不是也可以让人和石头互换、和水互换?这样的话,我们修高铁隧道,也是让山石家破人亡,何其残忍!我们修核电站,更是让铀元素粉身碎骨,何其不仁!

自有人类,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毁掉家庭组织;家,与人类相伴随,是永恒的。可是,国之分裂、覆灭,不绝于史。俗语说,国破家亡,事实上,国会破,家不会亡!

起初,西方的古希腊、古罗马都曾出现过“家国同构”。在古希腊、古罗马的早期社会,由于经济结构较为单一,人们之间的关系相对简单,在城邦与家庭之间还没有产生明显的利益冲突。因此,城邦与家庭的关系密不可分,两者有着惊人的一致性。

尽管如此,动物福利主义者却可以大言不惭地宣称他们是动物的代言人,能读懂动物的思想,能代表动物和人类抗争。可是在我眼里,这哪是什么动物和人类的抗争,这不过是一群秉持了一种强烈的意识形态的人在和其他不持这种意识形态的人抗争罢了。所谓捍卫动物免于被屠杀和虐待的权利,其实不过是捍卫人类免于因看到动物被屠杀和虐待而产生心理不适感的权利罢了。人和人的斗争,被包装成人和动物的斗争,这种巨坑我可不跳。

进而言之,父权是有限专制——父子之间的血缘亲情,必然会抵消掉父亲对于儿子以及家族成员的专权和霸道。血缘是一种天然和内置的抵抗父权的力量,使得父权不能无限张狂,而只能是有限专制。

可以说,家庭是微型的城邦,城邦是放大了的家庭,管理家庭的原则运用到城邦的治理中就成为了管理城邦的政治原则,而个人通过从属于家庭的方式从属于城邦。这与中国古代的“家国同构”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与中国古代社会强调专制皇权不同,在古希腊的家庭与城邦的相互关系中,家庭更为根本,它主导着城邦的方向。

还有一点让我觉得好笑的是,组图中的9种动物,有5种(黄牛、狗、鹅、家兔、猪)是历史悠久的驯化动物,在形态上已经和野生祖先有了极大差别,以至于动物分类学家给它们起了专门的学名。对这些动物来说,人类其实就是上帝,因为没有人类的驯化,这些驯养动物根本就不存在,更谈不上被杀戮和虐待了。

一个是有限权力,一个是无限权力。家和国,如何同构呢?

在古希腊的家庭与城邦的相互关系中,家庭主导着城邦的方向

拿家兔来说,它是由野生的穴兔驯化而成的。实验用的大多是白兔,也就是患了白化病的品系。这种白皮毛、红眼睛(因为眼睛无色素而显出血管的颜色)的品系因为缺乏保护色的伪装,在野外过于显眼,根本无法生存。人类的确因为医药研究等目的杀死了很多白兔,但也因此才让它们得以源源不断地传宗传代。没有人类的饲养,它们又岂会有被杀的资格?

“家是小的国,国是大的家”——随便唱唱,也就罢了。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家国同构”的政治组织模式以不再适应社会的发展。由于城邦是建立在家庭的基础上,按照家庭的管理模式管理,使得城邦的政治基础十分脆弱,一旦城邦内部的家族之间发生矛盾冲突,就会影响城邦的稳定,对城邦的管理和发展造成阻碍,甚至会造成城邦消亡。因此,城邦要从家庭中获得解放,就必须剔除旧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庭政治基础,代之以新的政治基础,且新的政治基础必须具有中立性。最终人们选择了财产和地域作为新的政治基础。

狗就更有意思了,它是由狼驯化而成的。一项最新的研究表明,中国华南很可能是狗最早驯化的地点,时间是3万多年前。假如这项研究可靠的话,那今天我们中国人可以理直气壮地对狗说,就是我们的远祖当年把你们最先创造出来的。有部叫《狼图腾》的小说大谈狼性,说什么狼是不可驯化的,真是太低估东亚人类先民的能力了。如果连狗本身都不存在,那现在也根本不会有该不该把它拴在室外的争论。

第三位:君臣和父子

在古希腊,伴随着一次又一次的变法改革、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海外移民,氏族血缘关系逐步解体,家庭的政治组织色彩逐渐消退,尤其是在经过几次变法改革后,形成了以财产和地域为政治基础的国家制度,完成了个人从家庭成员到城邦公民的转换,形成了“家国异构”的社会政治结构模式。

组图中的毛皮用狐驯化较晚,只有一两百年历史,但也仍然是人类的造物,在这个本质上和前面5种动物没有区别。另一张图中做寿司的鱼虽然很可能是野生动物,但在科学捕捞的指导下,也不会有灭种的担忧。9张图中只有犀牛和棕熊这两张我可以接受,因为犀牛是极为濒危的野生动物,棕熊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地方也是濒危野生动物,它们的确需要保护,这个在科学上是没有争论的。为了唤起民众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可以采用一些直击心灵的煽情手法,这个我不反对。只不过,这些煽情手法必须在理性思考的指导下使用,否则,就是祸害了。

排在前三位的,都是儒家的观点。君臣和父子的类比,是家国类比的自然延续。

古希腊经过变法改革形成了以财产地域为政治基础的国家制度三、中国古代“家国同构”与西方古代“家国异构”对法的影响

理性在今天似乎成了一个备受嘲笑的词汇,但它是我们这个现代化、工业化社会正常运转的基础。科学家通过理性,才知道人类的本性还有苍白可怕的一面。美国曾有人做过调查:如果一辆大客车失去了控制,马上要压到一只狗和一个人,而且你只能救一个,那么你会救狗还是救人?有超过500多名填写调查问卷者都说,要看情况而定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狗?

虎毒不食子,可是,皇帝诛杀其大臣来,可比老虎都残暴。

法的本位的比较:家族本位与个人本位

研究表明,每个人都会救自己的兄弟姐妹、爷爷奶奶或亲密好友,而不会救一只陌生的狗。但在自己的宠物狗和关系不那么紧密的人比如远房表亲或陌生的同乡人之间,很多人都选择了救狗。令人震惊的是,40%的参与者都选择救自己的狗而不会救外国游客,包括46%的女性。

家,是一个种族延续的血缘组织。为此,家的第一目标,是延续自己的种族和扩大自己的种群,所以,再严苛的父亲,也不会对自己的儿子下杀手的。

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结构决定了中国古代法律是以家族为本位的。中国古代的法律是通过部族征战,伴随着国家的产生而形成的。至西周时期,周天子为巩固其统治,通过实行分封制将血缘关系政治化,政治关系血缘化,宗权与君权合一,最终确立了宗法制度并将其与国家制度紧密糅合在一起,形成中国奴隶制国家基本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

动物福利主义者喜欢把爱护动物当成爱护全人类的延伸。但是,类似这样的心理学研究清楚表明,人类本性根本不热爱全人类,也绝不是在这个基础上延伸出对动物的热爱。人类其实是党同伐异的,袒护亲密的人和动物,漠视陌生的人和动物。如果没有理性的指导,动物福利主义只能唤醒人性中的丑恶一面,为了亲密的动物而牺牲陌生的人命,而这在中国的动物保护运动中并非没有兆头。

但是,皇帝对臣子,可就没那么客气了。朱元璋在南京一登基,就开始诛杀大臣,越是战功卓着的功臣,死得越快;越是有本事的,死得越早。一路杀下去,到朱元璋临死,和他一起打江山的一拨人,全部被杀光,一个也没剩下。

此可见,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是以宗族为基础的,是以维护家长、族长的统治地位和特权为目的的,是以家族为本位的法。相较之下,在西方家国异构的社会政治结构下,随着原始氏族血缘关系的解体,个人从家族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不再仅仅作为家庭成员存在,还作为国家的公民而存在,每个公民都拥有独立的人格,享有各项权利,参与国家管理。与此相适应,国家的法律制度也以公民个人为中心,规定其所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形成了以个人为本位的法律制度。

如果君臣和父子,可以类比的话,你见着朱元璋杀自己的儿子了吗?

中国古代的法律是以宗族为基础的,家族本位的法

臣就是臣,子就是子!君臣和父子,是两类截然不同的社会关系。但是,儒家就是这么白痴,用君臣类比父子,枉送了多少忠臣的性命啊。

法的价值取向的比较:维护父权家长制与维护程序价值

第四位:天无二日,国无二主

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结构决定了中国古代法律的价值取向是维护建立在宗法血缘关系上的父权家长制。具体来说就是通过礼教的两个基本原则“亲亲”和“尊尊”来维护。

中国士大夫要是知道太阳,只是银河系里的一颗恒星,就不会作此妄断了。可是,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只是为了证明皇帝是紫微星下凡,为了证明皇权至高无上。于是,就有了“天无二日国无二主”的类比。

“亲亲”要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互相爱护团结,“尊尊”不仅要求在家庭内部执行,贵族之间、贵族与平民之间、君臣之间都要讲尊卑关系,讲秩序和等级。其中,司法诉讼制度必须遵循宗法制的原则,诉讼首先考虑是否违反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在认为符合宗法制度之后,再来考虑罪行大小、损害轻重,决定刑罚裁量。《礼记·王制》说:”凡听五刑之讼,必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以权之。”

不曾想,这一类比不靠谱;因为,银河系就有无数颗像太阳一样的恒星,更别提全宇宙了。

所以中国传统法律之所以如此注重维护父权家长制,是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封建统治的基石———家庭或家族的稳定。

古希腊的斯巴达,就有两个权力相当的执政,一个主内,一个主外。一个在内管理国家,一个在外带兵打仗。

相比较之下,西方国家在商品经济快速发展的影响下,氏族血缘组织开始解体,个人逐渐从家族血缘关系及身份的束缚中脱离出来,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不再是以血缘身份来确定,而是通过财产来确定人们之间的相互交往也主要通过契约来完成。

日本的权力结构,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也是双头制的——天皇是政治领袖和国家象征,将军是军事领袖和行政首脑。天皇的世俗权力,受到将军的挤压;而将军权力的合法性和道义正当性,又依赖于天皇的授权。如此,根除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绝对皇权,将绝对权力消减为相对权力。

与此相应的,规范人们行为的法律也势必契约化,要以商品经济运行中的基本法则即公平、正义、等价有偿为其基本原则,通过设置合法、正当的程序来保障人们交往活动的顺利进行,维护交往过程中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此,西方家国异构的社会政治结构决定了其法的价值取向是注重程序价值,通过设置合法、合理的程序来维护公平正义。

第五位:祖国和妈妈

西方国家在商品经济快速发展的影响下,氏族血缘组织解体

祖国,是无生命的、虚拟体,母亲是一个有生命的人。

法运行和发展命运的比较:固步自封和繁荣发展

无生命的、政治组织,能和母亲相提并论,真实奇了怪了。

在中国古代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结构下,传统的小农经济的农业生产方式使人们形成了因循守旧的性格,反映到法律上表现为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这虽然有利于保护法的稳定性,避免人们因频繁变法而无所适从,但同时带来了很多的坏处。

国,就是国,妈就是妈——如果,你愿意把国当成妈,也行。但,别算上我。或许,你是从国身上喝到奶水了,反正,我没有。

前人的经验固然有其合理性,但这是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根据当时的客观情况所做的随着社会的变化发展,原有的法律制度可能已经不再能解决现在实际生活中出现的问题,一味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只会阻碍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的进步,最终导致国家的衰败。

第六位: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

与此相比,古希腊、古罗马的法律是通过平民与贵族的斗争从而在摧毁旧的血缘氏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是社会妥协的结果,而不是任何一方以暴力无条件强加于对方的命令。

为了将集体、国家置于个人利益之上,这洗脑真是不择手段了。上一句,把祖国比喻成母亲,这一句,连狗这种在中国语境里倍受歧视的动物,都粉墨登场了。

所以,尽管这种法会因为社会集团力量的消长而偏于这一方或那一方,但它毕竟是用以确定和保护社会各阶级权利的重要手段,并因此获得一体遵行的效力。由此可以看出,西方家国异构的社会结构下,法律是平民与贵族进行利益争夺后相互妥协的结果。

传统中国,没有佛家众生平等的思想,所以,狗是等而下之的。狗东西、狗杂种、走狗、狼心狗肺等等,罄竹难书吧。

法的这种产生方式使得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并能随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及时作出相应调整。西方法律的繁荣发展最终形成了世界两大法系,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

但是,为了祖国,有人不惜放下身段,将自己和狗相提并论,这在中国话里,是绝无仅有的。

传统的小农经济反映到法律上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四、总结

人,和大猩猩都不能类比,何况是狗了!

中国古代“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结构使中国形成了熟人社会的大环境,利益关系单一,社会上的一切矛盾冲突都可以看作是以皇帝为家长的家族内部矛盾,都可以通过“礼教”来解决。可以说,中国古代法是一部伦理法,其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皇权,维护以父权家长制为核心的宗法等级制度。

狗不嫌家贫,或是真的。儿不嫌母丑,未必。一个人偶然出生在一个国度,就要求他对其无限忠诚,荒唐。岂不闻马克思也背叛了其祖国德意志,远赴英国了吗?马克思还留下了一句话:哪儿有自由,哪儿就是我的祖国。

而在西方古代“家国异构”的社会政治结构下,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越来越频繁,社会利益关系日益复杂,利益纠纷也越来越多,因此就需要通过法律来规范人们在商品经济活动中的行为,化解矛盾纠纷。可以说,西方古代法的目的是保护私有财产制,确保商品经济活动的公平正义。

第七位:茶壶、茶杯之配比和一夫多妻制

通过对中西方传统家国关系对法的影响的比较可以看出,虽然中西方古代的法律有很大不同,也都有其局限性,但无论是中国古代法还是西方古代法,都有其存在的历史合理性,都对当时的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的进步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不知今日所讲,各位小伙伴明白了吗?

辜鸿铭是一个爱国者,中国的一切,中国的传统,他都爱,包括女人的小脚。

他也有一个得意之作,就是以茶壶和茶杯的比例,来证明一夫多妻制的合理。

一外国妇女问他,为什么中国男人可以娶好几个女人。辜鸿铭答:一个茶壶,配四个、六个或者更多的茶杯,不是很正常吗?

在辜鸿铭看来,男人是茶壶,女人是茶杯。

可辜鸿铭大概忘了,在母系社会里,一个女人是可以有好几个丈夫的。到底谁是茶壶?谁是茶杯呢?

辜鸿铭的类比,和孟子性善若水一样着名,但,一样的荒谬和无知。

第八位:商和战

上世纪90年代,有一部电视剧叫《商战》,是郑州的一家叫亚细亚的大型商场投资拍的。后来,不知道是否遭了报应,亚细亚在投拍《商战》之后不久,就一天不如一天,终于,在商战中灭亡了。

可,商场如战场的思维,并不稀少。更夸张的是,有人说:情场如战场。要说情场也成了战场,情杀就不奇怪了。

商、战看上去类似,实际上,有本质不同。

商业中最主要的关系者,有两个:一是消费者,二是竞争对手。

对待消费者,要是像战争行为一样,那就是欺骗了!因为,兵法中的圣经《孙子兵法》毫不讳言:兵不厌诈。试问:哪一个企业、哪一个老板敢这么说!

有人说,“兵不厌诈”不是对消费者,而是对竞争对手而言的。

对竞争对手,适用“兵不厌诈”吗?商业竞争,不是你死我活。如果一个企业,不是谋求独霸市场的话,竞争对手的存在,恰恰是企业进步的最大动力之一。将对手视为敌人,欲置之死地,是一种极为病态的商业思维。

消灭敌人,胜者通吃,是战争思维。竞争且共存,分享市场,是商业思维。

商业和战争,可以类比吗?

类比,是中国人最常用的一种思维和辩论套路,但是,如果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属性,则会看上去很像,其实,谬之远矣。作为一种修辞和比喻,类比可用,但,要是作为论证的话,就要小心了。若不同类,则不可比。不同类而比,就会成为孟老夫子的以水之流向,类比人性,贻笑千古。当然,至今,也没多少中国人发现孟老夫子的这一大bug,孔孟之道,依然是思想界的主流!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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